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的作品多体现加拿大民族意识和女性主义的双重主题。《别名格蕾丝》（Alias Grace）是阿特伍德的第九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女性杀人嫌疑犯的种种磨难与苦苦求生的经历,展现出了女性群体在男权制社会中艰难的生存状态。本论文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身体政治理论并兼容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等人的女性主义理论探析《别名格蕾丝》中女性遭遇的身体政治,审视父权制社会驯服女性的各种手段,呼吁女性正视自身仍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现状。本论文首先聚焦小说中不同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女性身体作为权力规训的对象,大都不受自身主体意识支配而成为父权制控制之下的客体。她们有的惨遭抛弃,有的遭受家庭暴力,有的被拘禁,都是父权制压迫下主体欲望得不到释放的悲剧性人物。其次从社会、家庭和监狱来探究《别名格蕾丝》中女性遭遇身体政治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彰显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社会批判意识。男权制意识形态通过性别差异构建起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明,女性只能够以附庸的形式生存,女性的性欲望受到贬损成为了男性的性客体。家庭是男性权力实施的最基本单位,父亲的权威和婚姻制度控制着女性的一生,而监狱作为最直接和有效的规训机构则是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来驯服人的肉体。最后,论文提出女性身体不应当只被视作是巩固男性统治的牺牲品,也是女性反抗身体政治的利器,女性应该对权力规训进行反抗。小说中的女性通过挑战男性至上的权威意识形态、婚外情和疯癫等方式艰难的反抗着男性霸权的控制,解构男性霸权机制对她们的操控,渴望获得自由并夺回身体的自主权。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探析《别名格蕾丝》中女性角色遭遇的身体政治及她们各自艰难的反抗方式,提出女性的身体并不是一味承受男性规训的消极客体,更是女性反抗的武器和战场。呼吁女性应该要时刻警惕男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身体的诸多限制,积极反抗男性霸权统治,力求构建新时代和谐的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