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问题如同恶性肿瘤,影响着国家正常的运行和发展。随着国家反腐工作的力度不断加强,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在刑法理论中,犯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一直是歧见迭起的问题,也是刑法理论的一个难点,落实到具体犯罪中更是如此。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犯罪形态准确认定,不仅对各办案环节的案件承办人在收集和审查证据、适用法律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亦影响行为人的定罪和量刑。在司法实务中,对国家工作人员与相对人合谋的案件能否认定为贪污罪标准不统一,共同贪污案件界定犯罪形态是既遂还是未遂意见也不同。对共同贪污案件,国家工作人员事先收取非法利益的情形,是否存在未遂状态,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对案件如何正确认定也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指导。笔者通过国企主管与私企老板合谋骗取国有企业设备款一案为视角,通过对现在常见的几种学说进行研究分析,比较各学说的优劣点,基于此提出界定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依据,即“单位利益损失说”。该标准有助于在司法实践对贪污罪正确的定罪与量刑;同时,也为办理类似的贪污罪案件提供有指导性意义的研究思路。本文共二万余字,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案件的基本情况。此部分笔者简要介绍案件案由、基本案情,存在的行为定性以及犯罪形态的分歧意见;梳理出本案的争议焦点。第二部分:法理分析。在这部分,围绕该案的争议焦点,进行法理分析。在学术理论和法律规定上,对犯罪既遂与未遂界限的一般理论、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界限的学术观点进行评述,正确理解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在司法实践中,对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难点进行阐述。第三部分:本案的分析与结论。该部分结合法理分析与具体案情,得出本案的合理结论:国家工作人员李某事先收取回扣款的来源是其所在的单位,其行为构成贪污罪,相对人王某构成贪污罪共犯;因为由于客观原因,该单位财产尚未遭受实际损害,故李某、王某系贪污罪未遂。第四部分:本案研究的启示及建议。本文通过分析与研究,发现现有法律、理论对界定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仍需进一步明确,提出的“单位失利说”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罪的犯罪形态界定更为具体、准确,符合刑法罪刑罚相适应的原则;同时建议增加司法解释,使司法实践更具有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