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后福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盛行,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得到满足,使得其在政治领域的需求也逐渐觉醒。与此同时,庞杂的城市人口带来了经济、文化、社会、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政治权力需要同时对微观意义上的生命和宏观意义上的人口进行统合,以形成足以有效管控国家的强力机构。生命政治问题由此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时代问题。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和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加入了对生命政治问题思考的行列当中,他们将意大利工人运动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结合起来,在德勒兹、马克思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所谓的生命政治生产,即随着传播、协作和情感性劳动形式越来越占据支配性地位,作为劳动主体的自身也参与进生产过程之中。一方面,他们敏锐地观察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形式的新变化,即非物质劳动或者说生命政治劳动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了霸权地位,指认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已经全方面屈从在资本的权力之下;另一方面,他们将生命政治看作是压制与生产的动态结合过程,在不断摧毁旧有主体的同时也在生产塑造着新的主体形式,因此生命政治生产是我们保护与追求自由的基础。奈格里和哈特在理解生命政治概念时是持有乐观态度的。在他们看来,生命政治的运作过程既伴随着生命政治权力对生命形成的管治和操控,同时也蕴含着生命主体的潜在创造性、自主性以及对资本主义进行颠覆的可能性。他们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蔓延的趋势中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帝国”主权形式的出现,在“帝国”时期的资本全球化霸权下,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心从商品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生产,生产与再生产日益混同,所有人都遭受着资本的剥削和控制。与此同时,新的对抗主体和革命理论也诞生了。奈格里和哈特揭露出资本对生产能力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并试图向资本权力的控制发起抗争,而在生命政治生产占据霸权地位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抗新的资本权力需要新的革命主体即诸众,诸众基于共同性的扩张和在生产中的自我改造来为自身在政治领域中的自治明确方向,再通过出走的策略,即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在现有体制内发现并建构一种可以让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强调诸众对生命本身进行运作,并针对生命形式而进行抗争,凸显了生命政治发展中的生产性和扩张性力量。奈格里和哈特的生命政治生产理论既坚持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将资本逻辑带入到对生命政治的分析中,意图把握生产背后潜在的资本驱动性,又进一步发挥了福柯生命政治概念中对主体性生产的强调,即生命政治生产能够实现对主体的生产,进而产生出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自主主体,从内部、根源上对资本主义制度实施颠覆,实现共产主义。在肯定其理论为我们带来独到视野的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指出其中的局限之处,二人对于历史分析和事实分析所持的略为片面的研究方式,即对于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生产、诸众、出走等概念的解读和阐释中夹杂着过多的个人主观因素,而较少地考虑和证实其理论能够付诸实践的客观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