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对现行国际税收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跨国数字企业的全球经营不再依赖于实体存在,基于传统实体经济设置的常设机构规则有效性受到市场国的质疑,积极参与数字业务价值创造的市场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征税权。另一方面,跨国数字企业利用数字平台及现行税收规则的漏洞积极进行税收筹划,造成数字企业全球税负远低于传统企业。税源在价值创造地和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对现行国际税收体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跨国数字企业的全球经营不再依赖于实体存在,基于传统实体经济设置的常设机构规则有效性受到市场国的质疑,积极参与数字业务价值创造的市场国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征税权。另一方面,跨国数字企业利用数字平台及现行税收规则的漏洞积极进行税收筹划,造成数字企业全球税负远低于传统企业。税源在价值创造地和利润征税地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分配,损害了市场国的税收利益。传统的国际税收规则在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国际税收体系亟需变革。在OECD全球统一的解决方案进展缓慢的背景之下,部分国家率先对大型数字企业的特定数字服务开征数字服务税,作为应对数字经济挑战的临时性单边措施。本文在明确数字服务税相关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数字服务税的国际发展及世界各国对数字服务税的立场。其次,选取法国、英国的数字服务税与印度衡平税进行比较研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开征数字服务税国家的共性动因。再次,对数字服务税征收的影响进行分析,选取Airbnb案例分析数字服务税对数字企业的影响,并从国家财政收入、税收贸易争端及国际税收秩序协调三个方面进一步分析数字服务税的整体影响。随后,将视角聚焦到我国,梳理总结我国相关的数字经济税收政策,结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从近期及远期分别分析数字服务税对我国的冲击。最后,在前文比较分析及影响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在数字服务税下的应对策略,建议我国审慎对待数字服务税方案、逐步完善我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税制体系及积极参与国际税收规则重塑。我国与开征数字服务税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且数字服务税带来的国际税收秩序不协调不可避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有限,且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扭曲效应。因此,短期内,建议我国暂不开征数字服务税,但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在国际税收规则达成共识之前发出中国声音。长期内,应注重双支柱方案与国内税制的衔接,加强税收情报交换,完善国内数字税收规则体系,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其他文献
新冠疫情的突击使得全球贫富阶层分化矛盾更加突出,为了缓解该形势,近两年各国对于财富是否应该被征税、如何征收的问题再次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方面,经济下行和抗疫支出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且疫情下地区封锁和远程办公常态化,导致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困难,而财富向小部分人群聚集的速度并未减弱,贫富差距问题持续恶化。工薪阶层家庭扎挣在温饱线上、贫困率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富人在这次疫情的财富积累增长了高达40%。另一方面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幸福感的追求也日益迫切。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进一步扩大财政收入来源更好地履行职能,建立健全地方财政税收体制,成为顺应经济发展形势、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必要手段。而随着住房市场化程度提升,部分社会民众的住房刚需受到房价的影响,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如何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房价过快上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成为了应予以着重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逐渐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不断提升经济实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公平性,收入分配改革便是重要举措之一。劳动收入份额作为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内在要求。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格局。在此背景下,探究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内在因素以及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投资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企业投资是社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质量投资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命题之一。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传统行业增长乏力,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为了助力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和技术革新,政府出台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从理论上而言,该政策会带来税收收益,降低企业投资成本费用,激励企业扩大投资。加速折旧政策是一项与企业投资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但是,该政策的对企业投资效
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制造业企业在金融投资高收益的驱动下,出于逐利动机,逐渐降低对生产经营的投资,减少固定资产配置,而将更多资金投入到金融业,做出金融化行为。这种行为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和持续发展,引起政府相关部门重视,为了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降低金融化程度,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因情施策,2014年在六个行业率先试点,2015年新增四个领域,2019年扩大到制造业全域。政策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依赖劳动力、资源、资本三大传统生产要素,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对此,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政策法规,学术界也就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及实施效果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环境规制政策对宏观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微观企业主体的影响。就前者而言,学者基本认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治污减排效应;就后者
随着信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关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也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中,纳税信用做为重要且可以测量的分支承担着税收领域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主要角色。而以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制度为代表的纳税信用体系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完善,从2003年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试行到2014年发布具体的评价标准与方式,再到逐步确定对守信纳税主体的激励措施及对失信主体的信用修复机制,体现出税收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向规
混合实体(hybrid entity)是指在一些税收管辖区被认定为税收透明体(tax transparency),而在另一些税收管辖区被认定为非税收透明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其中税收透明体是指根据所在国税法的规定,其权益所有人(以下简称“所有人”)而非其本身被认定为纳税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典型的混合实体包括合伙企业、信托和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集合投资工具等。在跨国经济活动中,混合实体、其所有人和收入
社会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是困扰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近年来,在扣除中央财政补贴后,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结余呈现下降趋势,并在2019年首次出现2133亿元的缺口。与此同时,深化供给侧改革的迅速推进的情景之下,作为改善企业税务负担情况的重要手段,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缴费比例不断下降。而“降费率”政策的推行,却也使政府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2020年企业
医药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关乎国民健康的卫生保障,特别是进入“后疫情时代”后,医药企业越来越被重视并呈现良好的发展前景。相比较于其他行业,医药行业的经营周期长、利润水平高,涉及的上下游企业多、费用管理繁杂,涉税事项容易存在漏洞,使得医药企业产生税务风险,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管理能力需要得到进一步提高。在税务机关的稽查能力不断提升、税务监管环境日益严格的压力下,为医药企业建立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的税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