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是控制人口发展、调节人口结构、引导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重要工具。2011年起,我国相继实施了“双独二孩政策、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但这些渐进式的生育政策并未能够持续发挥显著的作用。为进一步激发育龄女性释放生育势能的积极性,2021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当前,我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问题: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持续加速、人口红利持续弱化。与此同时,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不断提高,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认可度也不断提高。因此,探究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生育意愿低的原因,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是不可忽视的视角。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实证分析了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首先,本文收集整理国内外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并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来分析影响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因素,梳理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传导机制,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优缺点,并提出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其次,本文选取CGSS2015与2017年的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并探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教育阶段差异、年龄阶段差异、城乡差异。本文还探究了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最后,总结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依据结论提出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回归结果发现:（1）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二胎生育意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2）考虑到不同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存在质量差异,为探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的教育阶段差异性,本文将育龄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为未受过高等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受过高等教育还是未受过高等教育,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效果在受过高等教育育龄女性中比在未受过高等教育育龄女性中大4倍。（3）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的育龄女性出生年代、思维方式、价值观会有所差异,为探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的年龄阶段差异性,本文将育龄女性的年龄划分为21-30岁、31-40岁、41岁及以上三个阶段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各个年龄阶段中,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均产生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在41岁及以上的育龄女性中更为明显。（4）考虑到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为探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影响的城乡差异性,将全样本区分为城镇样本和农村样本并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村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种抑制作用在城镇育龄女性中并不显著。（5）工资性收入提高、初婚年龄推迟是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两个主要传导机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能够通过提高工资性收入,增加放弃工作而选择生育的机会成本,而过高的机会成本使育龄女性减少对孩子的需求;通过转变婚姻观,推迟初婚年龄,降低二胎生育意愿。本文的可能贡献:（1）本文采用的数据是CGSS2015与2017,并将之纵向合并。统计数据较为全面,代表性较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已有文献存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2）本文在探究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其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效果之后,还进一步探究了两者之间的教育阶段差异性、年龄阶段差异性、城乡差异性,为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异质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3）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还从实证层面探究了工资性收入、初婚年龄在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与二胎生育意愿之间所起到的机制作用,拓宽了二胎生育意愿的研究视角,丰富了育龄女性受教育水平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渠道的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