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和古罗马分别是中国传统语言学和拉丁语语法的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两国人们的语言研究都表现出对道德文化的高度重视,并在道德文化的发展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方面的语言表达和功能。但国内、外学界从道德文化视角,对汉代和古罗马人们的语言观进行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还未出现。因此,本论文本着整体对应性的原则,对汉代和古罗马人们对各自道德文化生发出来的语言现象的看法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希望通过对汉代和古罗马道德语言观的比较研究,大致勾勒出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汉代和古罗马伦理文化所呈现的语言状态,较透彻把握中、西方人们语言认知和思维规律的共性特征与差异所在,以期对当代历史语境中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应对的思路与考量。汉代和古罗马伦理文化在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2世纪末期间的发展过程非常相似,都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顺乎自然的道德观阶段、尽忠君王的道德观阶段、神学化的忠君道德观阶段和追求个人幸福的道德观阶段。本论文正是据两国道德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相似阶段性特征,分别对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道德观存在于文学、哲学、史学乃至语言学层面的语言表现形式进行研究和比较研究,并最终利用阿尔都赛意识形态理论中有关主体建构的理论观点,对汉代和古罗马不同道德观阶段语言观形成的内在机制进行研究。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对顺乎自然的道德语言观进行比较研究。对“顺乎自然”的道德观在官方哲学、文学和语言学层面的语言表现形式分别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官方哲学层面的语言伦理形式,与现代语言学中对词、物关系的理解非常相近,都体现为从“语言本质论”转变为“语言约定论”的进步语言观。而文学层面的比较研究则发现,思想文化的繁荣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促使语言表达形式出现弃朴实就华美的趋势。而两国总结性语言学著作《尔雅》与《论拉丁语》的成书,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的必然总结。但汉语的语义型性质,因与拉丁语的形态型语言的性质存在巨大差异,因而造就了两书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内容——语义学与语法学。第二章对尽忠君王的道德语言观进行比较研究。对尽忠君王的道德观在官方哲学、文学和史学三层面的语言表现形式分层面比较研究后发现,在官方哲学层面的语言伦理形式都表现为类似于“语言本质论”的现代语源观,语言被视作沟通天人的神秘工具,其本体地位也得到承认。文学层面对汉大赋与罗马史诗的语言伦理表达形式比较研究后发现,都主要表现为对书面语言“粉饰”太平的政教功能的强调,罗马史诗甚至还将语言视作了沟通天人的工具。史学家司马迁和李维异于主流的道德观的语言表现形式,则反证了主流社会对语言政教功能的高度重视。第三章对神学化的忠君道德语言观进行比较研究。对神学化的忠君道德观在官方哲学、文学和语言学层面的语言表现形式分别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逻辑思维模式的倒退使得彼时中、西方人们的语言认知能力也出现了倒退,两国官方哲学都将语言神学化为沟通天人的工具,并将语言的政教功能进一步细化为“规范”和“粉饰”两大功能。扬雄和昆体良对两国官方哲学出现的神学化倾向进行了反思,并依据口语较书面语有更好交际功能的口语语言观,力图使官方哲学回归神学化前的哲学正道。通过对班固和塔西陀史著中语言伦理形式的研究,我们发现,原始思维的思考模式促使汉代和古罗马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也进入了停滞期或守成期,但对“尽忠君王”与否的两类态度,却确认了其时人们对于语言风格服务于思想内容已经有了较好的认识。第四章对追求个人幸福的道德语言观进行比较研究。主流道德观与官方道德观彻底决裂出现于本章研究时间段的后期。因此,汉代和古罗马道德文化在本章研究时期内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也是本章分三节从多层面对两国道德观的语言呈现形式进行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原因。对许慎和弗隆托的语言学层面比较研究发现,汉代学者较古罗马学者更早地认识到语言文字与思维间的密切关系,并试图通过规范文字来实现思想的正本清源；而对汉代和古罗马道德观在文学层面的语言表现形式进行比较研究后则发现,两国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及语言功能的认识越来越摆脱官方哲学对其政教工具的角色设定影响,正自觉回归到沟通交流、表达思想的本来面目。第五章作为全文的总结,对本文要点进行了回顾,并稍作理论分析。首先,通过对汉代和古罗马主流道德观发展脉络的梳理发现,两国主流道德观的发展都呈现为一个从“修身”到“修身”的回旋。其次,在主要运用阿尔都赛意识形态理论中的主体建构论,对不同道德观发展阶段某特定语言状态的内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和现代西方的主要文化源头时期,人类相似的认知方式和思维规律的共通性,是汉代和古罗马语言观的发展呈现出的共性远多于差异的根本原因。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必将对解决当代文化语境中中、西方文化交往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应对的有益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