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50年来我国创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制造业功不可没。然而在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陷入“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处境,亟待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近年来,该政策在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中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为探究该政策与制造业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在前人关于产业政策、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基础上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在考虑到企业寻租、企业信用的影响下,评估了“中国制造2025”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现实影响,拓展了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领域的相关微观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首先从政策有效性、影响路径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2025”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方式。其次,本文搜集整理了“中国制造2025”对核心制造业产业的鼓励信息以及2011-2020年制造业沪深两市2615家公司的财务、专利数据,并综合利用PSM-DID模型、中介效应、调节效应模型、动态模型以及平行趋势检验等方式,全面评估了“中国制造2025”对企业创新的有效性及影响路径。此外,本文不仅针对样本企业的产权异质性进行了分组讨论,还考察了企业信用和寻租活动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就政策有效性而言,“中国制造2025”能显著提高被鼓励行业中企业的（发明）专利产出。且在不同产权的企业中,国企虽然在政府补助获取和创新资源投入上强于外企和民企,其在创新效率上却要弱于民企。（2）就政策影响路径而言,“中国制造2025”能通过“资源效应”、但不能通过“竞争效应”影响企业创新,在资源效应涉及的政策工具中,政府的税收激励和补贴具有最为显著的作用,此外,政策通过银行信贷和外部资本引导也可以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但政府补贴、银行信贷和外部资本引导均需在适度水平。（3）另外,企业本身的禀赋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制造2025”对于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除了前人研究较多的企业规模、经营效率、管理效率以外,本文发现,企业在政策实施前信用水平越高、非生产性支出（寻租成本）越少,在政策实施后的专利产出增加越多,即其本身的信用水平对政策实施效果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而非生产性支出具有负向调节效应。本文认为,首先,政府有必要对制造业重点产业的创新进行政策支持,而在此过程中,“税收激励”应作为核心政策工具,政府补贴、银行信贷和外部资本引导则应当维持在适度水平。其次,对政策鼓励企业的选取应当更具有针对性,可将信用水平、非生产性支出此类指标纳入决定具体鼓励企业的评价体系。另外,在政策进行过程尤其实施过程中,政府应充分避免对民企的各方面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