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是阻碍经济发展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也是各地区和国家所面临的尖锐问题之一。2020年中国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但是,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奋斗起点。在“后扶贫时代”,中国农村贫困格局已发生重大转变,贫困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将从显性的绝对贫困转向更加隐蔽的相对贫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因此,面对脱贫村的内生治理能力不足、相对贫困农户识别认定难等问题,如何构建与完善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推进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后扶贫时代”反贫困战略的重要议题。为了使不同社会阶层享受到公平的金融资源,尤其是满足低收入群体的融资需求,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期通过对不同群体金融服务的全面覆盖,达到缓解贫困的目标。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提供支付、信贷、保险、互联等金融产品和服务。数字普惠金融在突破时间和空间壁垒的同时,打破了长期以来“最后一公里”的约束,使得农村地区贫困群体以较低成本即可获得金融服务产品和服务。本文研究重点即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本研究主要有六部分,首先是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分别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来进行梳理描述,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提出自己的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点明研究创新和有待改进之处;第二部分为相关概念、理论及文献综述。其中概念界定包括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和贫困、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理论基础包括金融包容性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相关理论以及贫困与反贫困理论。文献综述包括数字普惠金融,农村相对贫困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的减贫效应。第三部分主要内容是分析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目前的发展状况,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过程、发展模式,以及其可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农村减贫概况和相对贫困人口发展现状,从贫困变化率、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重难点等方面进行具体分析探讨;第五部分是研究的实证部分,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不同维度对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人口的贫困减缓的差异性。最后参照实证研究结果,具体分析阻碍减贫效应的关键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研究所有面板数据样本来自2014年、2016年以及2018年的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CFPS）和北京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数字普惠金融（2011-2020第三期）数据。首先,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具有显著减缓作用,且存在U型关系,达到一定拐点之后,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效应不断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对应的三大维度,由于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的原因都存在地区性差异。其次,人力资本能显著改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现状。最后本研究认为,作为数字普惠金融载体,网络通信设施的优化和智能终端的普及,能够从根本上有效降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运营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的发展差异和东中西地区发展差异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原因。产业的发展和集中造成的人口流失使得农村地区成为空心村,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形成产业集聚,为返乡创业人口和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从而带来经济增收。同时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改革,推进传统金融机构和相关市场参与者数字化和智能化,规范金融市场信用系统和监管制度,更加高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减缓作用和包容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