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条例》）的颁布,为我国监察调查的法治化提供了依据,提升了监察调查的质量。但在法治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监察调查存在亟待规范化的问题,主要包括监察证据和纪检证据的界限不明、职务违法案件的取证程序和职务犯罪案件取证程序的界限未区分、程序正义在监察证据取证阶段体现不充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细化等。与日常生活用语的含义不同,刑事法律上的证据是法定程序的选择物,是在案件事实发生后,经过发现、提取、保存等一系列取证程序从而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材料,其获取、保管、使用要以法律程序的规范为前提,脱离法律程序的规制,折射案件事实的材料就丧失了证据能力,可以说,取证程序是折射案件事实的材料成为合法证据的第一关。以取证程序的规范化作切入点研究监察取证,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监察取证,是监察机关依法对涉及公职人员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据进行调查、收集、排非的过程,该过程受到《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的取证规范约束。由于这些法律法规一些细节上存在着粗疏等问题,结合司法实践,完善、细化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取证规范就成为本研究的落脚点。第一,对监察证据和纪检证据予以规范化。在实践中,进入监察调查视野的案件,很难区分为单纯的违纪而不违法案件,或者单纯的违法而不违纪案件,往往是违纪与违法（乃至犯罪）交织、杂糅在一起。这样,在监察调查中所收集的一部分证据来自于违纪案件,是纪检证据,或者来自于纪检机关调查后移交给检查机关的。由于监察证据可以依法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使用,而纪检证据无相关法律依据,所以,有必要将监察证据从两者的混合体中区分出来,以使监察证据顺利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第二,对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予以规范化。实践中,职务违法取证程序与职务犯罪取证程序界限不明,导致两个取证程序混同,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明标准、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明标准也产生混同。区分职务违法证明标准与职务犯罪证明标准的必要性在于,职务违法案件的证据由监察机关自身进行认定、对案件进行处置、作出终局性决定,不需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证据需要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应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职务违法案件达到高度可能性即可,而职务犯罪案件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对两种案件取证程序、证明标准进行区分,有利于提高职务违法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效率和调查质量。第三,对公权力与人权保障的平衡问题予以规范化。监察调查,就主体讲,是监察机关在行使公权力;就对象讲,涉及被调查人的人权保障。实践中存在着公权力膨胀与人权保障不足的问题。在程序上对国家限制公民权利的活动施加动态性约束,对被调查人的权利予以有效保障,既是正当程序的本质要义,又可缓解高效推进反腐和保障合法权利之间的冲突。第四,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孤证不能定案等证据规则的适用予以规范化。在《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孤证不能定案规则有所体现,但显得笼统,有必要细化。比如,在监察取证结束后的处置阶段,允许律师向被调查人提供专业法律帮助,以真正实现被调查人申请“排非”的权利。又如,在出现孤证的情况下,围绕重点线索、重点被调查人收集真正有补强效力的证据,拒绝关联性、客观性弱的证据进入监察取证程序等,以实现全面收集违法、合法、有罪、无罪、程度轻重等各个方面证据,防止误导调查方向或错误定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