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秋”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悲秋意识来源于本能的生存忧虑,与人体生理紧密相关,本是原始意识中通过各自感官把握的、具有感性形象的、富有感情色彩的集体表象,承载着知识传授和教育的功能。经过原始部落、原始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口头渲染而世代相传,悲秋意识作为既定的心理积淀的成果,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确实存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并在特定的农耕文化环境和礼乐传统的衍生发展以及“天人相通”的哲学预设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逐渐丰富、分化、剥离,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刻下自己鲜明的烙印,成为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悲秋的心理。　　 魏晋之前已出现具有悲秋意识的诗歌,历经《诗经》、楚辞的萌芽,宋玉《九辩》中悲秋主题的确立,汉武帝《秋风辞》以及汉末古诗的进一步发展,悲秋意识体现了丰富的内涵:情感自由与道德约束的两难、乐生恶死与死而不朽的抉择、壮志难酬与忧患意识的交织……　　 悲秋意识历史发展的道路上,魏晋的艰难时世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政治、文化、思潮氛围,这是一个悲秋意识狂飙突进的时期。魏晋动荡、崩溃的历史政治环境、士人对大一统政权的疏离意识分别为诗歌悲秋意识的蔓延具备了外部和心理原因。魏晋悲秋诗歌丰富各异而且展现了独特的风貌:建安诗歌悲秋哀而能壮:哲思渗入正始诗歌悲秋;伴随着情物相感理论的空前发展,西晋悲秋诗歌典雅优美;东晋诗歌悲秋浓淡并存,一方面延续西晋浓丽悲秋诗歌,另一方面出现了陶渊明诗中可亲可喜、忧乐相融的秋天。　　 随着魏晋诗歌发展的进一步丰富、深化,悲秋诗歌呈蔓延之势,悲秋意识的内涵也出现了转折:情感礼制抗衡中的情感独立、无限有限对照中的人生忧愤、退隐出仕两难背后的世俗倾向、哲思对悲情的稀释作用……在艺术特征方面,魏晋悲秋诗歌既继承前代秋意象,也具有了独特的地域迁移性;兴寄运用得到了深化;除悲壮和感伤两大主线以外,悲秋诗歌风格细致分化,日趋多样。由此可见,对后代悲秋诗产生巨大影响的秋悲为美的审美定势和创作心态已经形成。　　 魏晋悲秋诗包含了诗人承受苦难的方式从积极抗争到竭力挣扎,从无奈掩饰、隐逸逃离再到淡然超越的丰富的、多层次的心态转变过程。在这个总体的转变过程中,诗人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使他们对超越生命苦难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当然,研究魏晋诗歌的悲秋意识,不能不把它的利钝得失纳入整体考虑的范围,才能更好地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互补而又互相破解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