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这场行政改革运动在学界被称作一场“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一改革浪潮迅速席卷全世界,并逐步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改革政府管理模式的主流方式。在此改革运动的推动下,行政学者布坎南、奥斯本和盖布勒等人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在公共行政学界开始倡导“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摆脱管理主义和政策主义行政理论对官僚机构的倚重,推崇经济理性主义,倡导以企业精神改革和重塑公共部门,主张通过经济学途径来研究和解决公共行政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也将其称为“企业化公共管理理论”或“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时至今日,新公共管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深化,理论体系逐渐完善,实践经验也更加成熟,其范围也从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波及到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成为近二三十年以来最为显著的全球趋势之一。中国的行政理论界和行政改革实践也同样深受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也有较大范围的传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中国行政学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出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政策建议。但在对待新公共管理理论上,中国理论界还处在译介的阶段,缺乏真知灼见的认识,同时在实践上,行政学者和政府官员都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在学习西方理论的同时没有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而盲目跟从,对市场化、仿企业化和分权化奉为圭臬,特别是在此指导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住房改革效果并不显著,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新公共管理理论,为中国未来的改革探索一条适合国情的道路。因此本文拟在重新厘定新公共管理核心理论的基础上,对其理论体系的优劣重新作出论定,明确此理论的优点和内在缺陷。同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察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发展取得的基本成果,在对其辩证分析的同时进行理论反思,最后提出适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新的行政理论—新国家主义行政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