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但同时又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大量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解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因此,如何有效驱动企业进行高质量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中央政府陆续出台和更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规章与制度,要求展开环境保护督察巡视,落实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责任,建立和完善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和绩效考核体系,提升官员环保意愿、强化地方政府污染治理责任。虽然国家高度重视环境污染和绿色创新,然而中央政府的绿色发展观能否切实转化为地方环境质量的改善和企业绿色创新的提高,取决于作为污染主体的企业和作为监管主体的地方政府对中央环保政策如何回应。首先,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监管主体的地方政府,原本应该对所辖地区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和环保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的引导,督促企业进行绿色生产和绿色创新,走绿色发展道路。但在GDP考核下,地方政府往往缺乏足够激励督促所辖区域内的污染企业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和绿色创新。此外,就单个企业而言,绿色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企业缺乏动力自主进行绿色创新。为了提升地方政府官员环境治理意愿,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和规章制度,将地区环境质量和官员晋升机会进行关联。虽然中央环境绩效考核规制日趋严格,但由于环境质量考核相关数据的不透明性与可操纵性,中央环境绩效考核制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环境治理动机的提升作用被极大地削弱了。2012年环境保护部出台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并确定实施新标准“三步走”方案,要求将空气质量数据统一、全面、实时地向社会公众、上级政府和新闻媒体公开。地方政府不再能通过操纵环境质量数据达到环境绩效考核目标,进而极大地提高了官员环境治理动机。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宏观制度上探讨官员环境绩效考核及其考核指标数据透明化,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会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产生何种影响?其次,本文再从微观企业利益相关者角度和同伴企业角度出发,探讨企业层面的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即绿色创新在行业、空间、供应链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具体而言,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考察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供应链和同伴企业之间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具体研究内容和结果如下:首先,实证检验地方环境治理压力是否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驱动作用。第四章利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及其“三步走”方案作为外生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地方官员环境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驱动了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创新,主要体现在绿色创新数量方面,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明显,即地方环境治理压力的提高驱动了企业从事绿色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地方政府质量越高、经济增长压力越小、环境治理压力越大时,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越明显。路径检验发现,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引起的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增加通过增加社会公众监督积极性、媒体监督积极性以及提高政府环保执法力度和环保支出进而促进了绿色创新。其次,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是否具有供应链溢出效应。本文第五章利用供应商和客户均为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以及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来检验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是否存在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环保型客户的绿色理念会通过生产网络溢出到供应商企业,推动其进行绿色创新,表现为绿色创新数量的提高和绿色专利占专利申请总数的比例提高,意味着客户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客户企业所在地区公众环保意识越强、媒体关注度越高、客户产品与消费者直接接触以及产品倾向于出口,客户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溢出效应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地理距离远近、文化观念相似性、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稳定性以及客户的议价能力是客户对供应商的绿色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具体路径。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客户对供应商绿色创新活动溢出效应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市场份额和企业价值,也提高了供应商公司的环境绩效、运营效率、市场份额和企业价值,表明客户绿色供应链管理能为整个供应链带来积极的经济效益。最后,实证检验绿色创新是否具有同伴溢出效应。本文第六章基于企业间的互相模仿视角,深入剖析了绿色创新同伴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其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绿色创新同伴效应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行业和空间的同伴溢出效应,即同行业（同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相关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上述溢出效应在高管环保意识越强、公众环保意识越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时,表现得更为明显。对同行溢出效应的形成机理检验发现,绿色创新的同群效应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知识溢出机制以及声誉机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绿色创新的同伴效应是出于理性的选择,有助于企业提高销售收入增长和企业价值。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本文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拓展了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文献。以往关于环境规制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环境规制对污染治理和转移、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宏观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多聚焦具体某一环境规制,如排污费、环保补助等对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而环境规制的执行和监督主体-地方政府的动机较少被纳入其中。因此无法区别地方环境治理效果失效、企业污染仍严重的根本原因是官员缺乏治理动机还是仅仅因为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也难以缓解环境规制和企业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及其“三步走”实施方案为冲击,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环境治理动机和意愿的变化,有利于对官员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决策的影响进行因果识别。第二,丰富了官员考核方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文献,同时也为中央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有别于以往文献对官员GDP考核对创新的影响,本文考察了基于环境绩效考核的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探究了由地方官员环境绩效考核和环境考核指标相关数据的透明化所带来的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微观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厘清了地方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对官员环境绩效考核如何推动地方绿色发展转型的理解。第三,本文关注了一种新的溢出效应渠道,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客户关系,拓展了溢出效应相关研究,并补充了供应商-客户关系的研究。已有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竞争对手、同行业企业以及同地区企业（Arora et al.,2021;Holzman et al.,2021）等溢出渠道,而本文关注了一种新的溢出效应渠道:供应链关系。本文不仅考察了绿色创新在生产网络关系中的溢出效应,并且还深入探究了其溢出的具体作用机制,发现客户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存在溢出效应,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文化观念相似、合作关系稳定以及客户议价能力较强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和需求扩张机制是绿色创新在供应链上溢出的主要机制。此外,以往关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客户集中度这一经济指标,静态地考察客户的重要性对供应商企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Banerjee et al.,2008;Itzkowitz,2013;江伟等,2019）,而鲜有文献关注到客户的行为和价值理念导致供应商的动态应对行为,如具有环保意识的企业客户是否可以将类似的社会意识注入给供应商,从而影响到供应商投资、经营决策。本文的研究将客户集中度的文献动态地扩展到对供应商行为上,丰富和拓展了供应商-客户关系领域的相关文献。第四,将同伴效应的相关研究延伸至具有独特特征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通过检验同伴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对企业的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为同伴效应的相关研究提供增量的研究贡献。本文研究发现,企业的绿色创新具有同伴溢出效应,区别于以往文献从宏观环境规制和企业内部因素等角度来解读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原因,本文基于同伴效应理论,提出了一个企业从事绿色创新活动的新解释,并对如何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除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同伴效应进行了探究以外,本文还验证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溢出效应的三条具体路径:竞争激励机制、知识溢出机制以及声誉机制,丰富并扩展了企业财务行为中同伴效应的相关研究。对于企业投资行为同伴效应的经济后果研究,目前多数文献认为是出于非理性的模仿行为,会给企业带来不利影响,而本文进一步揭示了绿色创新同伴效应的经济后果,发现绿色创新的同伴效应是出于理性的选择,有助于企业提高销售收入增长和企业价值,丰富并扩展了同伴效应经济后果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