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山地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山地灾害最频繁且受灾害威胁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山地灾害风险给广大山区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阻碍了新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布局的实现。面对每年成千上万以中小型等级为主的山地灾害,发挥基层农户群体的主观能动性既能提高国家灾害风险管理效率,又能增加家庭自身福利。因此,促进生态脆弱且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农户有效参与防灾减灾十分有必要。但是,当前国内针对山地灾害风险下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的研究还十分匮乏。基于以上背景,本论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探索了山地灾害风险下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的参与现状、形成机制和对家庭的影响。山城重庆灾害隐患点多、面广、种类多,且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区域,具有较高代表性。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灾害情况和调研便利性,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择了6个区（县）60余个农村社区的841个农户作为研究样本。本文以保护动机理论、保护行为决策理论、社会互动理论、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构建了山地灾害风险下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的“心理感知-社会互动双路径形成和福利影响框架”,可以更好地认识山区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的形成机制和影响作用。本研究认为内在心理感知、外部社会互动会促进农户采取防灾减灾行为,而防灾减灾行为的参与则进一步提升农户主观福利。具体研究结果如下:首先,本研究利用国内外大型灾害数据库和相关文献对山地灾害风险、重庆山地灾害情况、调研区域防灾减灾行为进行了描述分析。目前,我国山地灾害整体上表现为“大灾不断、小灾频繁”,灾害隐患点多面广,大量人口暴露在山地灾害风险下。山地灾害风险兼具自然社会双重属性,表现为必然性、周期性、地域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本研究选择了自我保护（包括灾前撤离、知识物资储备、灾害保险）和生态保护（包括生态友好行为）两类四种具体防灾减灾行为用作后续实证分析。调研结果显示,四种防灾减灾行为普遍存在参与意愿高、参与发生率低的现象。其次,本研究利用方差检验、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防灾减灾行为的心理感知形成路径:“风险信息–心理感知–防灾减灾行为决策”。实证结果发现:来自环境、官方、网络和同伴渠道的灾害风险信息和防灾减灾信息在信息可及性、理解性和信任性维度上有显著差异。其中,来自社会同伴的信息在可及性、理解性和信任性上得分都较高,意味着同伴信息对农户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山地灾害风险信息和防灾减灾信息普遍与心理感知变量密切相关,即不同来源、不同内容的信息很可能扰动农户对灾害风险、自身能力、防灾减灾行为和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评估。风险感知、行为评估和利益相关者感知均被证实是农户采取灾害风险应对行为意愿的强预测因子。描述性分析发现防灾减灾意愿向行为转化的现实障碍主要包括:私人领域缺乏生计资本、公共领域缺乏参与途径以及缺乏触发因素。第三,本研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防灾减灾行为的社会互动形成路径:“同伴信息–社会互动–防灾减灾行为决策”。实证结果发现:与某农户同村的其他农户的特征和防灾减灾行为参与将显著地促进该农户采取防灾减灾行为。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同一社会网络的同伴行为通过社会互动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此外,根据现有文献和社会互动博弈理论模型推导,此章节提出并验证了社会学习和社会规范是农户防灾减灾行为社会互动现象背后的作用机制。第四,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探索了防灾减灾行为对农户主观福利的影响,进一步为农户参与防灾减灾行为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结合研究背景和政府报告,本文选择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作为家庭主观福利的有效代理。其中,灾害风险下的安全感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个体对基本安全状态的主观评价;获得感指的是人们能实现自我价值且能助力乡村建设的“参与感”;幸福感具有高度概括性、综合性,能够完整且合理地评判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足程度。实证结果显示:相比于没有参与任何防灾减灾行为的农户,采取了自我保护或生态保护行为的农户安全感显著更高,但获得感和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参与防灾减灾行为显著地提高了农户的安全感,但对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最后,本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五条政策建议阐述如何有效地促进农户参与防灾减灾行为。包括:明确农户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鼓励农户参与防灾减灾行为;提高灾害相关信息的可及性、可理解性和专业性;增强农户风险意识、效能感知和责任意识;多方位增加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完善政府配套服务;发挥社会互动效应,提升防灾减灾参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