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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法近代化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切入点,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大清商律》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标志性起点,这一变革过程终结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完成这一变革过程的显著标志是建立起了深受大陆法系尤其是日德法律影响的中国近代商法体系。回首中国百余年的变革,最有成就的当数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为这一变革提供制度保证的是中国近代商法。商人有目的的营利活动是西方商法产生并发展的动力,商法的作用在于确认并保护商人利益。在中国,近代商法的产生,除了为商人提供保护这一功能,在立法者的目标中,它还承载着更重要的功能:强国富国。在这一功能的指引下,中国商法的近代化之路走得极其艰辛与失衡。急剧的社会变迁,原有社会中有利于商法近代化的因素未被传承下来,西方商法精神未在社会现实中获得发展,导致中国商法近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不谐调的局面:一方面,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商法体系,一方面,“法律颁布自颁布,违反自违反,不足为怪”;一方面,将平等、权利等商法应有之意写入法律,另一方面,一旦与公权力发生冲突,平等、权利就只能成为一种概念。虽然变革之路走得极其艰难,但是近代商法就此在中国生存了下来,并且与政治、经济、文化互动发展,同民族工商业一同成长。选择什么样的商事法律体系,怎样建立适合于自身的商事法律体系,如何让现行商事法律体系与国民经济发展相互促进,这个课题将与中国商法现代化过程相伴始终中。回顾历史,给我们以前进的昭示。着眼于未来,将实践作为过去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的联结点,本着科学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发现历史的规律。因学识与能力所限,本文只能提出浅陋的观点,如果有谬误,恳请批评指正。本文的研究进路以中国商法近代化的历程为主线,除引言与结语外,正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开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因素。时局之变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根本原因,对外贸易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需要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现实原因,中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汇为中国商法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与法律基础,利益方的积极推动促成了中国商法近代化。第二部分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奠基——清末商法变革。主要包括“重商”思想及“商战”,清末颁行的主要商事法律规范、清末未及颁行的商事法律规范以及清末商法的实施情况。第三部分是:中国近代商法的发展与体系建立——民国时期的商法。具体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商法发展的原因、民国时期商法思想、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商事立法成果。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商法近代化的评析。中国商法近代化在高于社会现实的水平上开展并运行,整个过程以商事主体法的构筑发展为主线,商法价值取向侧重于“安全”的保护;实践研究与理论准备不足、法律实施效果差、畸形的官商关系是中国商法近代化的障碍;注重商事实践与理论的研究、保持商法的开放性和国际性、整合固有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是中国商法近代化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