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斯曼特案历经一审、二审及再审,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将勤勉义务运用于催缴出资,并实现对于消极催缴董事的追责。该案例对于理论研究及实践指导均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该案使我国尚属薄弱的出资控制体系得以充分展露,即认缴资本制下,享有高度出资自由的股东为市场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其所实施的“认而不缴”行为不断冲击着我国市场信用体系,而我国尚缺乏相应的出资控制体系予以应对。其次,该案凸出构建董事催缴制度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当前我国出资控制体系存在应有制度空白以及现行制度局限两大困境,公司资本充实难得以有效保障,更可能损害潜在债权人利益。而从比较法视野出发,可观察到与我国资本改革路径相似的日本,其已构建完备的董事制度。“公司契约理论”与“社会契约理论”均可为构建董事催缴制度提供学理支撑,考虑到实践现状及制度之可操作性,引入公法上之“社会契约理论”更为适宜。最后,斯曼特案中各级法院相互冲突的裁判理由,以及当事人间的激烈对抗,使得董事催缴之具体制度构造得以充分讨论。通过本案争议焦点即可纵览董事催缴这一制度全貌,具体包括:（1）催缴义务性质,其是否应当归入勤勉义务;（2）催缴义务之适用范围,其是否仅在增资阶段得以适用;（3）董事消极催缴行为与公司遭受损害间的因果关系;（4）履行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以及违反催缴义务的董事所应承担的责任类型。结合再审最高院之裁判观点,可系统搭建董事催缴制度。具体体现为:董事催缴制度应作为当下我国出资控制体系中的重要制度而得以确立。同时,董事催缴制度作为勤勉义务之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确保公司资本充实,因而其适用范围应当贯穿公司整个生命历程。董事消极履行催缴义务的行为构成对于公司的不作为侵权,其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共同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实践中,法官可通过在个案中通过构建一般人之具体人格形象,并结合所重构的商业背景,综合考量董事行为之适当性,并判决违反勤勉催缴义务的董事承担对于公司的赔偿责任。若公司或债权人对股东已提起诉讼,违反催缴义务的董事在公司或债权人之请求下,应被纳入责任主体承担对于公司的连带补足出资责任或承担对于债权人的连带补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