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步伐越来越快,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的影响也逐步增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stakeholder(利益相关者)1。与此同时,以发达国家经常项目总体赤字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常项目持续盈余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收支失衡矛盾凸现,美国财政和经常账户不断累积的巨额赤字难以为继,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成为进入国际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开放经济给中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实施添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而美国的调整必然会对中国国内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正在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在我们尚未在这个失衡的世界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并思考应对之策时,便已被强加了矫正失衡的责任。这对我们来说,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全球经济失衡是本文研究开展的背景,在第一章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中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各国储蓄一投资关系三个角度对其成因的分析,大致可以概括为:全球化导致国际分工,亚洲成为主要的加工贸易品生产基地；美国需求过多；美元本位下东亚国家的政策选择,即“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度+高额外汇储备”。这种以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日益扩大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美国巨额净外部负债的积累和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为主要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从长期看是不可持续的。调整的重任集中在美国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需求方面,美国减少消费,亚洲各国降低储蓄；汇率方面,美元贬值,东亚货币升值。美国凭借美元在全球货币金字塔中的顶端位置,成为“惟一可以不论美元汇率变动情况如何,仅仅根据国内目标(就业、外贸出口)来推行某种国内政策的国家”。而被动担当调整重任的中国,却陷入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之中,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增强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成为摆在中国货币当局面前的难题。　　 第二章在简要介绍了一些宏观金融政策搭配的基本理论后,列举了几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发展中国家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典型案例,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会产生冲突的原因及应对之策。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提出的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和政策搭配思想、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数量关系理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外汇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有三种搭配方式:一是浮动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二是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并放弃货币政策,三是固定汇率制、资本管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自由资本流动和固定(稳定)的汇率三种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政府只能选择三种政策搭配的方式中的一种。从发展中国家在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实践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中可以看出,资本账户的开放不仅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动,而且可能导致长期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当一国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调、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金融监管不力等不健康因素时,长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　　 第三章首先回顾了我国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历史变迁及各个时期的特点,然后介绍了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我国所经历的两次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1994—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和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7—2000年通货紧缩与人民币贬值压力之间的冲突,通过多角度比较分析深入探析了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并分析了中国货币当局在各个时期协调冲突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总结出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第四章是对全球经济失衡条件下建立中国外汇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框架的一个全盘思考。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及其调整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各方重压下,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断高涨,我国宏观经济逐渐升温,高额外汇储备和流动性过剩成为我国经济中的常态,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资产价格狂飚突进,汇率、货币政策再次面临冲突。由于我国银行间债市发展滞后,央行不得不发行央行票据来充实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尽管央行票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带来的压力,但缺乏弹性的汇率和不完全的资本管制措施依旧把货币政策推向越来越艰难的境地。　　 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冲突的原因,究其根源在于现行金融体制下货币政策执行缺乏自我消化外部干扰的内生机制,即弹性化汇率生成机制和市场化利率机制。因此,协调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关键在于逐步放松宏观金融层面的各项管制,实现货币内外动态均衡。结合对蒙代尔三角和金融深化理论对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分析,中国这样一个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家而言,从长期角度看,我国长期的政策搭配组合应是蒙代尔三角的β边,即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制+货币政策独立性,在这一过渡过程中将涉及到货币政策实施方法调整、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渐变这三方面的金融政策改革；而就近期尺度看,根据“对内开放”先于“对外开放”原则,显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应先行,再逐步推进资本项目放开与汇率市场化,而真正完全意义上的资本项目开放应放在金融自由化的最后一步。而在这一渐进式的金融改革过程中,现实中的政策组合选择应是一个放弃若干资本流动自由、放弃若干货币政策独立性、并由中央银行保持干预外汇市场权力的三方妥协的“中间解”。　　 在当前高外汇储备和流动性过剩并存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要继续加强流动性管理,采取综合措施合理控制货币信贷增长,搭配使用央行票据和存款准备金率两种对冲工具管理流动性,维护货币政策主动性和有效性。同时要积极探索外汇储备体制改革的方式方法,在优化央行储备资产管理模式的同时,让企业和普通居民持有更多的外汇资产,开放更多的对外投资途径,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中国如何应对当前的内外失衡局面和政策冲突,不仅关系国计民生,而且对世界影响巨大。对中国政府的政策而言,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最有效的手段是实行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包括扩大内需、扩大进口、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等,经济结构性调整政策的效果短期内很难凸现,但它是治本之策。作为辅助性政策,汇率政策作为价格杠杆也能起到一定作用,外汇管理配合结构性政策和汇率政策也能够调节进出口之间的平衡,但其作用效果毕竟有限。　　 本文的可能创新包括:　　 本论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可能达到的创新有:(1)对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本轮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做出综述；(2)对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和研究进行详细的综述和梳理,并给予模型的论证；(3)分析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宏观金融政策实施的影响,并结合模型论证；(4)将全球经济失衡中国所承担的调整责任和中国宏观金融政策搭配统一于一个框架下考察;(5)结合已有理论和国际经验得出中国当前宏观金融改革的次序和路径安排。　　 本文的研究重点和难点包括:　　 1.本文的研究重点包括:　　 (1)开放经济下宏观金融政策协调理论的梳理。　　 (2)全球经济失衡和中国宏观金融政策协调的分析。　　 (3)被动承担失衡调整责任的中国如何合理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2.本文的研究难点包括:　　 (1)当前关于开放经济下宏观金融政策协调的研究理论并不完善。　　 (2)国内关于中国所承担的失衡调整责任和中国宏观金融政策搭配的研究分散,未能将二者纳入统一框架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