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正式作为一项罪名编入《刑法》是在《刑法修正案（九）》中,主要规制在网络媒体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以下简称:四类特定信息）的行为。本文主要讨论以上四种信息中的虚假疫情信息,以2019年末持续至2022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生的案件及其判决为例,总结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讨论研究,解决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问题、出罪标准问题以及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问题。第一章通过对我国刑法中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案件进行分析与比较,得出目前本罪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的问题。第二章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分为客观要件与主观要件进行分析,明确客观要件中编造这一行为包括了传播行为在内,既编造又传播的行为只认定为编造,没有进行编造,仅传播的行为认定为传播虚假信息。不论是向不确定多数人传播还是向特定少数人传播的行为,只要造成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后果都应当以犯罪论处。根据狭义说的观点将疫情信息归纳为三种,一是疫情基本信息,二是疫情应对信息,三是疫情期间的民生信息。“虚假”有两种情形:一是无中生有,二是歪曲事实。前者需要具备无根据性、具体性、可信性与社会危害性。其中无根据性是后者不具备的。公共秩序的含义是社会公众的生活处于有条理的状况,严重扰乱社会秩序是指正在进行的公共生活因行为人的行为而无法正常进行,或是行为人的行为导致公众基于恐惧或其他心理而不再进行正常的生活劳动。明确主观要件中,传播人在传播他人编造或篡改的虚假信息时的故意应当是直接故意,针对编造后传播或篡改后传播的行为人而言,其主观故意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明知”应当只包含“确知”与“实知”。第三章讨论本罪的出罪标准问题,本文认为本罪的出罪应当符合实质标准与辅助标准,实质标准包括不符合“实际恶意”原则与“危险理论”,辅助标准包括不符合比例原则与刑事政策。第四章通过总结分析学界对于界定本罪与寻衅滋事罪适用关系的学说,讨论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之处,并且提出自己的看法——宜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两罪适用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