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民商事担保实践不断发展,相关立法持续处于更新状态,相比于明确标的物为动产和不动产的抵押,质押则因为标的物包括“权利”而具有更大的解释空间和操作空间。这种特征在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质押修法历程中也能体现。因此,质押相关法律渊源及其变化的研究可以是观察法律移植规律的一个重要窗口。除了引言和结语外,本文将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针对晚清时期(1902-1911)的质押相关法律渊源进行分析。对于正式法源,笔者整理的是《大清民律草案》中质权的有关章节,且主要说明其相比于现代民法不同的部分。对于不动产质权,草案中出现了十年的时效规定,并允许质权人享有使用收益权;而动产质权部分的特点则在于被其担保的债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以及质权人在权利义务分配上所占的优势等。针对这些不同,笔者将进行域外法律源头的探析,如不动产质权之规则来自法国和希腊,质权时效规定和权利义务分配在动产和不动产上的差异来自于日本,权利质权的章节安排和标的范围则同时受了日本和德国的影响。在非正式法源方面,笔者整理归纳了成文法缺位时期允许被适用为裁判依据的地方习惯,发现在存续期间、设定方式、权利义务分配、实现方式上各地存在差别,且习惯总体上存在实现方式便利化、担保标的广泛化、担保方式趋同化的特征。第二部分是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8)的质押相关法律渊源。在正式法源方面,笔者先说明了《民国民律草案》立法背景的特殊性,之后重点分析民二草相比民一草的变化和原因,如动产质权在规则体系内地位的上升、权利质权标的物范围缩小、不动产质权时效增加更新规则等。对于非正式法源之大理院判例,笔者在说明其性质的基础上,将整理出的判例分为宣示性强调规则的、统一或解释模糊规则的、实质上创设新规的案例三种。且从数字上看当时第三种判例占到了大多数,质权相关的判例因为其事实拘束力过大,有造法之嫌。第三部分是《民国民法典》颁布后时期(1929-1949)的质押相关法律渊源。对于正式法源,笔者发现了三点主要变化。其一是质权体系重整,不动产质权被删除,留置权从质权中分离,权利质权的标的也进一步规范;其二是保护质权人倾向明显,如担保债权范围的新规和权利质权标的物变更时的限制,但同时《民国民法典》也进行了适当的利益平衡。最后是不具备操作性的制度之删除。至于非正式法源,从整理的数字比例和内容上看,判例转而以解释法条为原则,以创设新规为例外,成为了成文法发挥作用时的助力者。第四部分是对整个晚清到民国时期质押相关法律渊源变化趋势的总结。在正式法源方面,我国在质权方面的立法经历了从事无巨细到轻重有别的转变,在本国没有操作空间的制度被删除,更适合本土的基础性制度被保留。在非正式法源方面,我国的判例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拘束力过强,曾经在不同问题上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乱局,但在短暂的百家争鸣后终因为成文法的确立回归统一,裁判者们也摆脱了陈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总体上看,我国质权相关法律渊源在本时期呈现了“从照搬西方到中西合璧”的变化趋势,法学精英们在成文法上注重本土资源和实际需要的同时,又没有让旧理念过多的干扰司法,最终在法律移植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