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中,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目前来说市场对企业内部信息的披露制度的调节作用还是比较薄弱的,这可以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安然事件”、“世通事件”等一系列世界大型企业造假丑闻事件体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信息披露问题的重要性再一次一览无余的表现在众多的管理者和投资者面前。相对于强制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一种主动对外披露行为更能体现一个企业负责任的态度。与此同时,家族企业作为现代企业最普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也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对象,我国家族企业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迅速崛起,并且众多的企业选择以上市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融资,其信息披露就将受到更严格的关注,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也自然而然的被公众所提及。那么,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之间的不同,会不会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上有所不同呢?基于此,本文将以我国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择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研究课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一共分为五个章节,主要内容概要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该部分主要从研究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论文可能的创新点三个方面进行阐述。通过分析可以知道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这个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这部分也就揭示了进行本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首先分别对国外和国内两个区域内的研究成果进行文献的回顾,而在这两个区域内又是通过公司特征和公司治理结构来分别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进行回顾。最后是基于国内外文献总体的评述,总结得出以下几点：第一,国外对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早于国内,并且取得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正是因为这一点,文章认为关于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国内还是存在一定的研究空间的。第二,通过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者在一些指标(如国有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二职合一等)的研究上还是有不同结果的,本文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研究样本不同和研究技术成熟程度不同产生的。第三,国内外学者以家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还很少。但是家族企业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企业组织形式,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文为什么要选择家族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原因,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丰富我国学术界在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三章,制度背景和理论基础部分。文章首先介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发展历程,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式的演化来看,信息披露方式呈现的是一个由自愿性信息披露到强制性信息披露再到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演进规律；然后对我国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情况进行介绍；随后从委托代理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四个角度来阐述本文的理论基础。第四章,文章的实证研究部分,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这部分文章首先对家族企业进行了定义。本文参考马忠等(2007)给出的定义将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称为家族企业：(1)自然人或家族为企业的最终控制者；(2)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自然人或家族手上；(3)被投资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必须是最终控制者,不论是以直接还是间接的方式。然后从理论上对影响家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选取了家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者是否兼任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家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者是否同时担任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系数、家族上市公司是否为创业型家族企业作为本研究的解释变量。随后,又建立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衡量指标体系,选取了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以及数量与质量交叉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最后,建立了三个模型分别对三个假设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第五章,首先对实证分析中发现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文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结论1：通过模型一对假设1的检验得出家族经理人参与管理与家族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正相关,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上市家族企业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还仅仅停留在数量方面。这说明我国的家族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改进空间,就是说家族经理人是否参与上市公司的管理是影响家族上市公司的因素之一。结论2：通过模型二对假设2的检验得出控制性家族对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与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控制性家族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比例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之一。结论3：通过模型三对假设3的检验得出,相对于非创业型家族企业,创业型家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不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更高,即家族上市公司是否为创业型家族也会影响到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结论4：我国家族上市公司总体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不高。从对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来看,上市家族企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数量指标平均值只有0.11,最大值为0.32,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质量指标平均值不到0.8,质量水平没有达到良好的级别。随后文章从家族上市公司自身和国家政府监管部门两方面提出建议,最后探讨了本文的研究局限,对后续研究也提出一些展望。本文有以下可能的创新点：(1)本文选用的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的变量包括质量指标、数量指标以及两者的交叉指标,能够更加细致的表述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并且能够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研究结果的全面性与准确性；(2)本文首次将家族上市公司分为创业型家族企业和非创业型家族企业来对自愿性信息披露问题进行研究,试图检验两者对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程度的影响程度是否一致；在创业型家族定义方面参考了王明琳等(2006)给出的创业型家族具备的两个特征并且结合色诺芬民营企业数据库所得数据,本文将创业型家族企业定义为同时满足下面两个条件的企业：(1)民营化方式为直接上市的家族企业,即在发起上市时便是由自然人控股；(2)家族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