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性供述问题是伴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进入非法证据排除领域的难题。在理论上,重复性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受到之前非法取证方法的持续性影响下作出的供述,这部分供述在外观上符合法律程序,但在实质上仍然是不满足任意性的,因此其本质上仍然是非自愿的,属于非法证据的范畴。在我国,有学者认为,重复性供述排除的直接理论基础在于“毒树之果”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重复性供述与毒树之果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二者在证据构造上并不一致,重复性供述并不具有“毒树之果”中前后证据的派生关系,其强调的是后续供述的二次收集,因此,该理论不适合作为直接理论基础。相比之下,证据禁止的继续效力理论就侧重于分析这种前后之间的持续影响关系,契合了重复性供述的生成逻辑。在排除路径上,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即不排除模式、绝对排除模式、裁量排除模式,这些观点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得出的。我国在2017年之前并未明确重复性供述该如何处理,立法层面处于空白状态,而随着《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出台,我国的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也得到了初步建立。在排除模式的选择上,它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即原则加例外模式,不同于此前的理论模型,可以说,该规则的确立是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该规则本身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设置的诱因范围过窄,其仅仅将刑讯逼供方法作为前置因素,提高了重复性供述认定的标准;二是例外性规定存在不合理性,其设置了两项例外恢复证据资格的情形,这一规定肯定了非法取证行为的持续影响可以被稀释,但对于稀释因素的设置过于简单,不具有彻底性;三是对何为重复的解释不符合其内核;四是在证明机制上也存在无法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暴露出了原则加例外模式的弊端,故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在美国,在处理被告人重复自白的过程中,法官会将讯问主体、讯问情势有无实质变更等因素都纳入到个案的考虑之中。在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赋予法官以裁量权,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案情进行综合考量,如违法行为的严重程度。因此,可以尝试从排除模式上进行重新考量。在裁量排除模式之下,应当围绕以下方面进行规则重造:一是扩大重复性供述的诱因范围,不局限于刑讯逼供,理由就在于除了刑讯逼供之外,其他严重的非法手段也可能造成持续影响;二是合理界定重复的内涵,将内容重复改为认罪重复;三是明确裁量排除的考量因素,将非法讯问的严重程度、讯问人员的变更与否、时间间隔长短、诉讼阶段变更与否、律师介入与否以及心理恢复程度作为考量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四是重构证明机制,将推定模式改为推论模式,以契合裁量排除模式的内核;五是要强化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要求明确告知被追诉人前次非法证据被排除与否的情况。此外在相关配套制度上,还要明确程序启动机制,权利救济机制以及心理恢复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