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环境安全风险频发的时代,人们开始向法律寻求帮助,企图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的行为,为此,人们将法的生态安全价值置于重要突出位置。如今,我国已经完成“生态文明入宪”的进程,也成功颁布了首部《民法典》,在此背景上,法的生态安全价值在各部门法的协同中形成了一定的价值冲突。然而,我国法学界对法律价值冲突的问题主要还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大多以价值位阶作为解决冲突的主要方案,尚未在具体部门法层面制定出详尽的解决路径。若能深入研究生态安全价值冲突的问题,并提出有建设性的价值冲突消解路径,必然能在生态法治中有效落实生态安全价值,解决生态安全危机。除了引言和结语部分外,文章主要是分四个部分进行探讨的,主要以如下研究思路进行展开:第一部分,从价值层面对法的安全价值及其生态化趋势进行解读。由于法律价值是一个抽象化概念,法学界尚未对法律价值形成统一定论,需要从抽象概念出发剖析法的生态安全价值的性质与具体内涵,才能够为后文的生态安全价值冲突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从部门法的视角梳理生态安全价值的规范逻辑与具体表达。首先,从宪法的“显性规范——隐形规范”逻辑来解析生态安全价值在宪法中的体现。其次,从民法的“绿色原则——绿色规则”逻辑来研究生态安全价值在《民法典》的具体表达。最后,从环境法“环境法立法目的——环境法律制度”逻辑来梳理环境法的生态安全价值立场。第三部分,阐释生态安全价值与其他法律价值的冲突。剖析公法的生态安全价值与私法的效率价值、自由价值、公平价值之间潜在冲突及影响,从而挖掘生态安全价值的合理性基础,为后续生态安全价值冲突的消解路径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第四部分,从观念转变、完善立法、创设权利、修补制度四个维度来解决生态安全价值冲突问题。以“思想—立法—确权—制度”为论证逻辑,明确提出了生态安全价值冲突的消解路径。首先,就观念层面,树立生态效率观、生态自由主义与生态平等观,三种观念与生态安全观共同构筑成生态理性观念,在思想层面上缓和生态安全价值与效率、自由及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其次,就立法层面,参考《长江保护法》,遵循生态整体主义立法模式,推进其他生态地理单元的生态安全立法进程。此外,环境法需吸收生态安全价值为立法目的,《民法典》需在绿色原则中明确生态安全价值,方能突显生态安全价值对环境单行法及《民法典》各分编的价值指引;再次,就确权层面,优化《民法典》环境人格权的相关内容,尤其是创设以生态安全为核心的生态环境安全权,为解决生态安全危机提供权利基础与救济前提;最后,就制度层面,完善现有的环境保护具体制度,从事前预防、事中协调与事后补偿与修复的角度来构建生态安全制度体系。在事前预防方面,优化生态安全红线制度,统一生态安全红线的划定标准与程序;在事中协调方面,加强生态安全信息公开,充分利用环境信息工具来强化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在事后补偿与修复方面,优化生态补偿的标准与程序,与此同时,探讨生态修复基金制度的可行性,从而为生态环境修复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