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生态环境问题仍然较为严重的背景下，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决胜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在逻辑的关键在于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并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机制。当前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引致的环境规制强度地区差异性，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地区转移规避环境规制留足了空间，一些污染企业选择异地投产而不是就地创新，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治理成效大打折扣。经济发展方式一日不改变，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对立博弈一日不止，就难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绿色政绩考核通过破坏政企污染“默契合谋”，封闭污染企业跨地区转移通道，并采取环境规制等措施进一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而通过双管齐下的全局治理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
　　本文将中国特殊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府治理结构所引致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相结合，共同纳入拓展的EKC模型，分析了政绩考核、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跨地区转移之间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6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Durbin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然后采用扩展的多目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绩考核、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选取GMM估计方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对政绩考核、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1)环境规制的地区间差异促使污染企业从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向低强度环境规制地区转移，我国城市间存在“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本地工业污染排放，财权分权加剧了本地工业污染排放，政绩考核和事权分权则强化了本地的环境治理。(2)纳入环保约束目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接受外来污染企业的意愿，从而抑制污染天堂效应，但是财权分权与事权分权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基于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对未纳入考核范围的污染减排工作成效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传统政绩考核体制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呈现出重技术效率和轻技术进步的偏向性。(4)绿色政绩考核体制不仅有利于改善技术进步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够通过激励地方政府加强环境规制、提高人力资本和优化当地基础设施等路径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5)财政分权因对技术效率的正面作用和对技术效率的负面作用抵消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影响，传统政绩考核和财政分权的互动主要通过妨碍技术进步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全局环境治理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进一步建立健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加强地区间的环保交流与合作，强化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加快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