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政策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森林植被稀缺与水患、沙化互动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退耕还林还草应运登上生态治理的舞台,标志着中国生态治理由单一的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向系统的山水林田湖草复合治理调整转向。新疆喀什地区干旱少雨、生态恶劣、沙化严重,经济欠发达,是退耕还林的重点靶向区域,由于红枣林相对能够更好地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成为喀什地区政府和农户在退耕还林情境下的共同行为选择,红枣林种植面积加速扩大对增加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贡献良多。本论文在对喀什地区实地调研、深入访谈、查阅文献的基础上,使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试图厘清退耕还林三个政策阶段（2000-2007年Ⅰ阶段、2008-2014年Ⅱ阶段、2015-2020年Ⅲ阶段）驱动喀什地区红枣林种植的关键因素,全面分析影响红枣林种植各个变量的复杂互动关系,评估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产生的生态绩效和社会绩效,为维系退耕还林政策成果,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Ⅰ阶段退耕还林政策是驱动喀什地区红枣林种植初具规模的关键因素,行动者种植红枣林行为意愿与补贴和林权等因果关系具有显著性;Ⅱ阶段市场激励代替退耕还林政策助推喀什地区红枣林规模急剧扩大,归因是红枣经济价值增加削弱了退耕还林力度减小的不利条件,以及行动者经济社会属性变化和社会资本的加速注入。Ⅲ阶段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退耕还林政策难以对冲由正转负的市场激励,监督与制裁规则限制了行动者的改种意愿和行为选择,喀什地区退耕还林政策面临成果难以延续的困境。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加强政策协调,出台相对稳定的土地、水资源等配套政策,避免退耕还林政策激励持续削弱。需要考虑退耕还林政策对林业发展的外部性影响,科学有序规划发展各类林种。还需要更多关注红枣林种植农户生计变化,在退耕还林林种范围内,允许一定比例的红枣林改种苹果、梨树、杏树等其他经济林种,从而实现退耕还林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