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是长期以来学界与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热议问题。我国官方商事立法活动最早可以追溯至自清朝末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百余年的历程。清朝末年时期,受到西方冲击,社会经济体系开始转变,当时执政者与社会各界人士已经逐渐意识到商事活动的重要性,出于保护国民与改变国家困境的考量,立法者开始研究民商事立法的关系,着手制定商事法律。这一时期,中日学者对于民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进行了学术探讨,日本学者诸如梅谦次郎、志田钾太郎多主张采民商合一模式,中国学者则主张学习西方采用分立模式,这一阶段的争论最终以立法者选择分立模式而告终。民国初年,新政权刚刚建立,为了保护工商业收回领事裁判权,中法学者对于民商事立法模式多赞成合一模式,但立法者选择延续清末分立模式。待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环境发生新的变化,出于推动社会工商业进步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实现主权独立、司法独立的要求,中日学者中多数在民商事立法模式倾向于合一模式,这一时期的立法模式最终采用与以往不同的合一模式,这一时期的立法模式对目前我国民商事立法模式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民商事立法模式的确立上经过了一段摸索时期。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文革”时期民商事处于停滞状态,其余时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所制定的法律文件也具有计划经济的色彩。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商事立法也迎来了全新局面,各商事活动领域陆续制定了商事单行法。尽管已经确立采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但学界始终有不同观点,特别是随着民法典的制定出台,未来是否也需独立商法典引起热议。由于《民法典》中并未涵盖商事总则性内容,目前仍然存在商事法律总则性立法空缺的问题。从法律适用角度看,会导致司法机关难以形成统一判决,有损法律的权威;从法律体系的角度看,会导致我国的商事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存在法律空白的现象。因此延续目前的合一模式不可行,同时基于我国目前立法技术与立法规划,直接制定商法典也显得不合时宜。基于完善商事法律体系与我国立法现状的考量,我国商事立法应当首先制定《商法通则》,未来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再制定商法典,与民法典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