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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2017年1~12月间，对上海四种类型河道的25个监测点浮游植物进行监测，对调查期间的上海河道河道浮游植物种类组成、优势种、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指数等生态学参数进行了时间和空间的分析比较，及对物种组成的空间差异进行聚类分析，并通过浮游植物的一些生态学指标对河道水体水质进行富营养化评价，以及采用理化多个指标进行单因子水质评价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评价，旨在为河道的规划管理和生态修复提供基本资料和科学依据。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1．2017年四季通过对浮游植物定量调查，共发现8门87属172种。其中绿藻门36属，硅藻门23属，蓝藻门14属，裸藻门5属，甲藻门4属，金藻门1属，黄藻门2属，隐藻门2属。25个采样点共检出172种，其中春季检出66属，125种，夏季70属102种，秋季59属88种，冬季55属82种。蓝绿硅藻在每个季节物种均占优势，不同水体的浮游植物种属的空间差异较大。其中生态防护型，物种属达8门80属，其次为居民污染型和生态休憩型，外河道种属最少，为7门54属。
2．本研究对浮游植物优势种的确定，采用优势种算法公式(Y>0.02)可知，7区4个类型的河道共计浮游植物优势种32种：其中蓝藻门10种，绿藻门为9种，硅藻门为6种，黄藻门1种，裸藻门为4种隐藻门为2种。河道春季优势种有10种，其中微囊藻、颤藻和伪鱼腥藻为主；夏季共有优势种18种，以微小平裂藻、伪鱼腥藻和狭形纤维藻为主；秋季优势种共有15种，以伪鱼腥藻和尖尾蓝隐藻为主要优势种；冬季优势种为10种，小环藻、黄群藻和尖尾蓝隐藻为主。
3．采样河道全年的平均密度为(13.72±3.35)×106cells/L，季节性变化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居民污染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17.01±7.22)×106cells/L，生态休憩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8.37±2.50)×106cells/L，生态防护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17.10±6.40)×106cells/L，外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3.62±1.04)×106cells/L，浮游植物密度的空间变化特征为：生态防护型>居民污染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河道总体全年平均生物量为2.90±0.08mg·L-1,季节变化表现为：夏季>秋季>冬季>春季;居民污染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3.52±1.33mg·L-1，生态休憩型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2.47±0.56mg·L-1，生态防护型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3.27±0.58mg·L-1，外河道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1.01±0.21mg·L-1；河道浮游植物生物量的空间变化表现为：居民污染型>生态防护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
4．为对河道四种类型浮游植物四个季节多样性指数计算结果，其中居民污染型河道水体水质香浓-维纳指数(H’)年均值为1.73±0.26，均匀度(J)年均值为0.59±0.11，丰富度(R)年均值为3.17±0.12；生态休憩型河道水体水质H’值年均值为2.01±0.41，J年均值为0.61±0.19，R年均值为3.68±0.45；生态防护型河道水体水质H’值年均值为1.98±0.24，J年均值为0.65±0.10，R年均值为3.54±0.18；外河道H’值年均值为2.12±0.32，J年均值为0.69±0.10，R年均值为3.71±0.51。各多样性指数值总体来讲较高，说明河道水体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受到的环境因素影响比较小，水质可能是清洁型。
5．水温变化规律性较强，最高水温出现在7~8月，以及溶解氧也是在7~8月份溶解氧最低(2.81mg/L)，即在夏季溶解氧大幅下降；6~8月透明度最低(小于0.5m)，由于蓝藻具能调节沉浮的伪空泡结构，所以比其他藻类更能适应较低透明度的环境；居民污染型的总氮总磷含量要明显高于其他三种类型河道，这种面源污染可能是主要来源于畜禽养殖、农田径流和城镇生活污染。在本研究中，水温是影响叶绿素a(R=0.322，P<0.01)、生物密度(R=0.329，P<0.01)、生物多样性(RH=-0.202，P<0.05；RJ=-0.302，P<0.01)的主要环境因子；叶绿素a除了与水温呈现显著正相关外，与透明度呈现显著负相关(R=-0.340，P<0.01)，另外高锰酸盐(P<0.01)也是影响叶绿素a、生物密度以及多样性的主要因子。因此，水温、透明度和高锰酸盐指数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即随着透明度的增加，丰度和生物量逐渐减小，而总磷、总氮、氨氮等对浮游植物影响较弱。
6．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性，河道水体营养程度表现为：居民污染型>生态防护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可判断四种类型的河道水体在2017年基本都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状态；不同多样性指数来评价水质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这3个指数的侧重点不同，使敏感度出现差异，但综合三种指数可认为水质处于轻—中污染状态。另外，通过对水质评价结果赋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生物多样性指数与综合水质评价结果以及营养状态指数无显著相关性，说明将多样性评价水质的生物学方法应用于上海环城绿带水体水质污染程度的评价需要谨慎，可能存在比较多的其它因素在影响水质生物学评价与水质化学评价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1．2017年四季通过对浮游植物定量调查，共发现8门87属172种。其中绿藻门36属，硅藻门23属，蓝藻门14属，裸藻门5属，甲藻门4属，金藻门1属，黄藻门2属，隐藻门2属。25个采样点共检出172种，其中春季检出66属，125种，夏季70属102种，秋季59属88种，冬季55属82种。蓝绿硅藻在每个季节物种均占优势，不同水体的浮游植物种属的空间差异较大。其中生态防护型，物种属达8门80属，其次为居民污染型和生态休憩型，外河道种属最少，为7门54属。
2．本研究对浮游植物优势种的确定，采用优势种算法公式(Y>0.02)可知，7区4个类型的河道共计浮游植物优势种32种：其中蓝藻门10种，绿藻门为9种，硅藻门为6种，黄藻门1种，裸藻门为4种隐藻门为2种。河道春季优势种有10种，其中微囊藻、颤藻和伪鱼腥藻为主；夏季共有优势种18种，以微小平裂藻、伪鱼腥藻和狭形纤维藻为主；秋季优势种共有15种，以伪鱼腥藻和尖尾蓝隐藻为主要优势种；冬季优势种为10种，小环藻、黄群藻和尖尾蓝隐藻为主。
3．采样河道全年的平均密度为(13.72±3.35)×106cells/L，季节性变化表现为：夏季>春季>秋季>冬季；居民污染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17.01±7.22)×106cells/L，生态休憩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8.37±2.50)×106cells/L，生态防护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17.10±6.40)×106cells/L，外河道浮游藻类平均密度为(3.62±1.04)×106cells/L，浮游植物密度的空间变化特征为：生态防护型>居民污染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河道总体全年平均生物量为2.90±0.08mg·L-1,季节变化表现为：夏季>秋季>冬季>春季;居民污染型河道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3.52±1.33mg·L-1，生态休憩型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2.47±0.56mg·L-1，生态防护型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3.27±0.58mg·L-1，外河道浮游藻类平均生物量为1.01±0.21mg·L-1；河道浮游植物生物量的空间变化表现为：居民污染型>生态防护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
4．为对河道四种类型浮游植物四个季节多样性指数计算结果，其中居民污染型河道水体水质香浓-维纳指数(H’)年均值为1.73±0.26，均匀度(J)年均值为0.59±0.11，丰富度(R)年均值为3.17±0.12；生态休憩型河道水体水质H’值年均值为2.01±0.41，J年均值为0.61±0.19，R年均值为3.68±0.45；生态防护型河道水体水质H’值年均值为1.98±0.24，J年均值为0.65±0.10，R年均值为3.54±0.18；外河道H’值年均值为2.12±0.32，J年均值为0.69±0.10，R年均值为3.71±0.51。各多样性指数值总体来讲较高，说明河道水体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相对比较稳定，受到的环境因素影响比较小，水质可能是清洁型。
5．水温变化规律性较强，最高水温出现在7~8月，以及溶解氧也是在7~8月份溶解氧最低(2.81mg/L)，即在夏季溶解氧大幅下降；6~8月透明度最低(小于0.5m)，由于蓝藻具能调节沉浮的伪空泡结构，所以比其他藻类更能适应较低透明度的环境；居民污染型的总氮总磷含量要明显高于其他三种类型河道，这种面源污染可能是主要来源于畜禽养殖、农田径流和城镇生活污染。在本研究中，水温是影响叶绿素a(R=0.322，P<0.01)、生物密度(R=0.329，P<0.01)、生物多样性(RH=-0.202，P<0.05；RJ=-0.302，P<0.01)的主要环境因子；叶绿素a除了与水温呈现显著正相关外，与透明度呈现显著负相关(R=-0.340，P<0.01)，另外高锰酸盐(P<0.01)也是影响叶绿素a、生物密度以及多样性的主要因子。因此，水温、透明度和高锰酸盐指数是影响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主要环境因子，即随着透明度的增加，丰度和生物量逐渐减小，而总磷、总氮、氨氮等对浮游植物影响较弱。
6．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结果呈现出明显的季节差异性，河道水体营养程度表现为：居民污染型>生态防护型>生态休憩型>外河道，可判断四种类型的河道水体在2017年基本都处于中度富营养化状态；不同多样性指数来评价水质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这3个指数的侧重点不同，使敏感度出现差异，但综合三种指数可认为水质处于轻—中污染状态。另外，通过对水质评价结果赋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生物多样性指数与综合水质评价结果以及营养状态指数无显著相关性，说明将多样性评价水质的生物学方法应用于上海环城绿带水体水质污染程度的评价需要谨慎，可能存在比较多的其它因素在影响水质生物学评价与水质化学评价结果的一致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