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再审程序作为对已生效错误裁判进行纠正的一种补充性救济方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开启。“新证据”作为最重要的一种刑事再审事由,弥补了原审裁判对事实认定的不足之处,对于实体真实的发现有着重要意义。在某些特殊案件中,“新证据”还能够作为证明其余再审事由的线索存在。比如聂树斌案就是因真凶出现这一“新证据”才审查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从而洗脱冤屈的。但我国当前立法对“新证据”的认定范围及标准的规定还过于模糊抽象、不具有可操作性。此外,基于刑事再审程序对错案的职权监督属性,对于“新证据”的审查具有浓厚的行政封闭性色彩,审查程序的封闭性导致再审申诉人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表达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启动难与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启动易以及申诉难与申诉滥的现象同时并存,这些难题都亟待解决。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刑事再审事由中“新证据”认定与审查问题的研究,为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再审制度提供一点浅薄的完善建议。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从学界已有的理论研究入手,详细阐述“新证据”具有的崭新性与显著性特征,并阐释在刑事再审制度框架内研究“新证据”的意义。第二部分则结合我国关于刑事再审事由中“新证据”的相关法律规范,具体从“新证据”的认定范围、认定标准以及审查程序等三个方面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域外国家刑事再审中“新证据”的认定与审查进行考察,并做比较研究。通过比较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家对“新证据”认定与审查的差异与共通之处,为完善我国刑事再审事由中“新证据”的相关问题提供借鉴与启示。第四部分则从理念上、实体法上、程序法上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刑事再审事由中“新证据”制度的建议。首先,在理念上,以一事不再理原则为基础、以有利于被告人理念为中心、以实体真实主义为最终追求,以纠正我国长期以来“有错必纠”的传统指导思想;在实体上,从有利于被告人和不利于被告人两个不同的导向上分别构建了“新证据”的认定范围及标准;在程序上,则明确了对“新证据”进行审查的职责分工,并在再审审查程序中建立律师强制要求制度与公开听证制度,以解决刑事再审审查程序书面化、不公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