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Talmy(1991、2000)的二分类型学到Slobin(2004)的三分法，再到分事件、分子域进行考察，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多样性随着研究的细化逐渐显露。沿着这一细化研究模式，本文以汉语自移事件中方式、路径的共现表达为切入点，重新界定了二者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路径维度、不同方式义域及其共现类型做了古今语用倾向的对比调查。文章主要得出以下三部分结论:
　　第一，路径是运动事件的核心，表达动体与背景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路径和轨迹应该加以区分:轨迹是对行为过程的刻画,而路径强调行为结果。所以“拐、转、徘徊、盘旋”等应该是轨迹动词而非前人所认为的含路径义动词。任何维度的路径都能和方式共现，但构向和指向类路径义不能词化在综合性词汇中。古今对比上，路径动词向封闭性发展，而路径介词得到扩张;隐性编码中，上古汉语常采用综合性词汇（“奔[运动+方式+离开/往至]”），现代汉语偶见框式编码（“跑屋里”)。
　　第二，方式是附事件成分，居于附属地位，刻画了运动的过程。“方式+路径”在意义架构上对应于“过程+结果”，刚好符合时间顺序原则。细化概念域后，我们发现不同概念域之间的演变倾向是不均等的。方式动词根据语义类别可分为古＞今、今＞古、古无今有三种古今差异类型。现代汉语方式动词的丰富程度并没有之前笼统统计下那么凸显:一方面高频词“走”不提供新信息，更多是为了满足“过程+结果”语义模式的需要;另一方面部分上古同义词的区分对现代生活来说已非必须，所以出现古＞今的局面。
　　第三，共现表达的类型差异。从Slobinian类型学角度，汉语始终是路径凸显型语言。路径信息逐渐从综合性词汇中分离出来，方式编码更为纯粹。在双音化与动趋式发展的推动下，二者都被重新分析，甚至能出现“登下”这类相矛盾的组合结构。从Talmyan类型学来看，由古到今汉语呈现出由并立型向S型演变的趋势，其中伴随性行为的叠加模式由E型转向S型，非伴随性行为经历了综合型到S型的转变。可见，即便在同一子域中，编码类型也会因方式义域的不同而产生差别。句法成分“而、以”和“着、地”对类型的转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文末还提及了语体对编码类型的影响，和有待深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