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以书写文革伤痕为主题的三类“伤痕书写”为主要研究对象,尝试以历史化的方式呈现新时期的“伤痕书写”多样性并试图用“文学史”的视角去厘清“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一话语的压抑机制。以史料爬梳、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追溯“暴露文学”的三次争论作为理解“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前史,探究作为新时期“伤痕书写”的主流—“伤痕文学”这一新命名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阶段如何挣脱“暴露文学”的框架并获得合法性,讨论《今天》派写作和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争议剧本两条支流各自的“伤痕”聚焦点,梳理出主流和支流之间的区别,呈现其内部张力,展现出新时期对于文革遗留伤痕问题的思考群像。论文第一章将梳理“暴露文学”在新时期以前的三次争论,追溯“歌颂还是暴露”问题在“延安讲话”框架下的三次尝试性突破。“暴露文学”的概念来源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延安文艺以来,政治、文学达到了高度的一体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范式和批评标准。这种范式在“文革”期间遭到破坏,但在70年代末恢复了其效力。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新生的“伤痕文学”被批评为“暴露文学”。因而,本章将历史化地梳理自延安时期以来的“暴露文学”的脉络,作为理解“伤痕文学”的文学史前史。第二章将以《班主任》《伤痕》等作品在新时期引发的争论为切入点,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角度去还原“伤痕文学”取得合法性的过程。首先,本章将讨论围绕着《班主任》和《伤痕》的争论,探究70年代末出现的这批以揭批“四人帮”为主题的新潮头小说是如何从受到“暴露文学”的责难到获得“伤痕文学”的新命名。其次,在还原《班主任》《伤痕》《于无声处》等作品从创作、发表到引起争议的伤痕话语生产过程中,一窥编辑部的打磨、润色以及官方话语的“规训”,发现“伤痕文学”的伤痕愈合机制及边界。最后,以史料化的方式呈现出第四次文代会后“伤痕文学”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第三章将以《今天》派的伤痕写作和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争议剧本作为新时期“伤痕书写”的两条支流,探究这两者与“伤痕文学”的主要区别以及“今天青年”和剧本创作者各自对于文革伤痕的聚焦点。在《今天》派方面,通过对比相似题材的“伤痕文学”小说与《今天》派创作的小说,讨论两者提供的不同的新人方案。细读“今天青年”发表的作品和评论性文章,探究“今天青年”的文学追求并总结其伤痕宣言。在剧本方面,整理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讨论的《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三部争议作品出现在文坛上的经过以及作品发表后的反响和争议,解读会议上对于三个作品争议焦点的阐释框架,呈现出官方话语对于进一步升级批判的作品的“规训”。本文的写作侧重于文献和史实的爬梳,历史化地呈现“伤痕文学”这一概念的生成过程,还原被主流文学史遮蔽的“伤痕书写”支流部分,以期为新时期文学的研究以及更为细致的文学史写作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