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本论文以陈映真“白色恐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赵南栋》为基点,反思台湾主流政治叙述中对“白色恐怖”之恶空洞的抨击,将之重新历史化。在台湾时下最为常见的“转型正义”话语中,对“白色恐怖”的认知多流于针对隶属“民族国家”的暴力均质化的指认,而流于“空洞之恶”的陷阱,在普世的意味上谴责政治迫害之不义,以看似去政治化的表述触碰“白色恐怖”的历史,只能让反省只停留在表层;“去政治化”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论文以陈映真“白色恐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赵南栋》为基点,反思台湾主流政治叙述中对“白色恐怖”之恶空洞的抨击,将之重新历史化。在台湾时下最为常见的“转型正义”话语中,对“白色恐怖”的认知多流于针对隶属“民族国家”的暴力均质化的指认,而流于“空洞之恶”的陷阱,在普世的意味上谴责政治迫害之不义,以看似去政治化的表述触碰“白色恐怖”的历史,只能让反省只停留在表层;“去政治化”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真实的血泪和牺牲化为“台独”政党斗争的政治资源。本文以小说几个主要人物余味悠长的“沉默”作为文本分析的切口,探讨五十年代牺牲者和八十年代幸存者不同的“沉默”背后的历史意涵,拓宽“五十年代”时间节点背后的历史纵深,在整体性的视野下重构与大陆息息相关的台湾左翼历史。通过论述《赵南栋》在陈映真“白色恐怖”三部曲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它对台湾“白色恐怖”主流书写做出的反拨,表明写作《赵南栋》对“空洞之恶”的超越。同时,剖析以子世代为代表的台湾“新种族”在八十年代的浮沉,联系《人间》杂志中“汤英伸案”的报道,总结陈映真在七十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中获得的经验,挖掘“白色恐怖”三部曲中一脉相承的“乡土”线索,为台湾年轻人寻觅“失落的根”,克服省籍仇恨和本土论述。陈映真面对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的政治现状和“台独”势力的蠢动,选择重返“五十年代”历史,为的是接续台湾与大陆左翼的连带,为大众消费社会中失落迷茫的“革命后代”燃起明灯,最终指出“白色恐怖”的根源在于新殖民主义下台湾反共亲美的依附性政权,不对这一延续至今的冷战意识形态做出革命性的批判,所谓“转型正义”终究是一纸空谈。
其他文献
21世纪以来,每次起源于信息技术的突破,都为管理方式、理念、手段等带来新的改变。随着医疗改革的不断深入,公立医院向着更富有医疗竞争力的市场化经济体制转变,要求医院管理能力有质的提高。公立医院通过信息化实现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转变,不仅能提高公立医院综合管理工作水平,也符合医疗改革的趋势和要求,有利于发展和运用新管理理念。目前,我国较大的公立医院已基本完成人力资源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系统的初步建设,
颜元的思想受《孟子》影响极大,甚至自言其作《存性编》乃是为申明《孟子》之旨。总体而言,颜元思想与《孟子》的关联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颜元的哲学思想对《孟子》的继承;其二,颜元实学思想对《孟子》的吸收。颜元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并提出了二气四德化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在此前提下,颜元认为,人的气质是全然为善的。孟子“牛山之木”、“激水过颡”之说指出外在事物对人产生的影响,颜元对此进行深入阐发,提出“
目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国房地产市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支柱性增长极,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在市场的波动、调控的失效、企业的误判和监管的缺失等因素的作用下,共同导致了全国各地“问题楼盘”的大量出现,这些“问题楼盘”为社会埋下了许多风险隐患,引发了大量群众的集体上访,成为了持续困扰政府部门的难题。对于中国百姓而言,这一套需要花费一家人一辈子的时间供养的
晚明曲学的兴起,以沈璟为创,以王骥德为大成,而沈王二人,一属吴地,一属越地,王氏的崛起,其实标志着晚明曲学最终越地的胜出。目前对王骥德的相关研究已涉及到“创作成就”、“南曲声律论”、“本色当行论”等诸多方面,关于越地曲家与曲学的研究也有展开,然而,越地何以胜出,王氏何以兴起,与整个晚明文学思潮的兴变之间关联如何,还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以“王骥德曲学思想专题研究”为题,有意从“乐学与诗(曲)学”这一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基于民族地区文化多元、生态保护优先、资源禀赋等实际特色和优势,探究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地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遵循党组织领导、协同治理、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保护优先的理论逻辑,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作用,同时创新基层社会协同联动治理机制,不断完善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体系,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化队伍结构,进而持续提升基层社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纪检监察监管对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公众对纪检监察的期望值和依耐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重拳反腐的形势下,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绩效逐渐成为了社会的焦点,这对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各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工作压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因为该工作的特殊性,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压力往往容易被忽视。如何有效改善基层纪检监察干部的压力状况,促进个体和组织的工
陈映真是台湾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作为坚定的左翼统派作家,他毕生的创作都在密切关注岛内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状态,也始终从两岸统一的高度着力塑造台湾人民的祖国认同。本文聚焦作家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将其放置于陈映真创作与思想的脉络,以及台湾社会变迁的语境进行文本细读,既比较作家前后期小说的风格变化,更试图从人物、情节入手分析岛内不同阶层遭遇的不同困境,理解作家为了台湾民众摆脱困境、达至精神
《三家巷》是一部需要被重读的作品。它被奉为革命经典,却素来鲜见深入的研究;它早已成为广东文化的代表,却少有人从“广州书写”的角度对其进行读解。作者对于城市空间的细致刻画往往被看作是对广州社会风俗的描写,只作为文本间的点缀,而并无叙事功能;小说人物之间的浪漫爱情一度是评论者们讨论的焦点,但其作为城市爱情的特质却一直被“革命+恋爱”的阐释模式所遮蔽;而对于城市革命史的叙述,因作者所采用的侧面书写的手法
新时期中国,随着“文革”的结束,西方“现代派”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并逐渐影响中国文坛的发展面貌。在以往的研究中,西方“现代派”往往被视为一个客观的概念,并以这个概念为标准,将之与中国作家的“现代派”创作进行对比。在这种研究框架之下,西方“现代派”与中国“现代派”之间已暗含等级差距,即前者是正宗的,而后者是拙劣的模仿物。但回到历史现场,西方“现代派”在新时期中国的语境中,实则是一个建构的概念。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