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陈映真“白色恐怖”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小说《赵南栋》为基点,反思台湾主流政治叙述中对“白色恐怖”之恶空洞的抨击,将之重新历史化。在台湾时下最为常见的“转型正义”话语中,对“白色恐怖”的认知多流于针对隶属“民族国家”的暴力均质化的指认,而流于“空洞之恶”的陷阱,在普世的意味上谴责政治迫害之不义,以看似去政治化的表述触碰“白色恐怖”的历史,只能让反省只停留在表层;“去政治化”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过程,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真实的血泪和牺牲化为“台独”政党斗争的政治资源。本文以小说几个主要人物余味悠长的“沉默”作为文本分析的切口,探讨五十年代牺牲者和八十年代幸存者不同的“沉默”背后的历史意涵,拓宽“五十年代”时间节点背后的历史纵深,在整体性的视野下重构与大陆息息相关的台湾左翼历史。通过论述《赵南栋》在陈映真“白色恐怖”三部曲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它对台湾“白色恐怖”主流书写做出的反拨,表明写作《赵南栋》对“空洞之恶”的超越。同时,剖析以子世代为代表的台湾“新种族”在八十年代的浮沉,联系《人间》杂志中“汤英伸案”的报道,总结陈映真在七十年代末“乡土文学论战”中获得的经验,挖掘“白色恐怖”三部曲中一脉相承的“乡土”线索,为台湾年轻人寻觅“失落的根”,克服省籍仇恨和本土论述。陈映真面对八十年代末台湾“解严”的政治现状和“台独”势力的蠢动,选择重返“五十年代”历史,为的是接续台湾与大陆左翼的连带,为大众消费社会中失落迷茫的“革命后代”燃起明灯,最终指出“白色恐怖”的根源在于新殖民主义下台湾反共亲美的依附性政权,不对这一延续至今的冷战意识形态做出革命性的批判,所谓“转型正义”终究是一纸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