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滥诉,即行政相对人滥用行政诉权以致影响行政机关正常工作秩序、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在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与立案登记制实施之后,我国行政诉讼领域长久以来存在的“立案难”问题得以有效缓解,对公民诉权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得以完善,各地法院的行政诉讼案件收案数大幅增长。然而在这些数字背后并不全是正常、有序的行政诉讼,其中包含了大量行政滥诉行为。作为调节各类行政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公民与行政机关之关系的部门法,“滥诉”在行政法学界的讨论相对于民商事法学界是比较谨慎的。尽管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登了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一案,将行政滥诉带入了大众视野,但目前我国仍缺乏对这一现象在立法层面的足够重视。若要实现对行政滥诉现象的有效规制,必须厘清其性质、构成要件及其在实践层面的判断标准,进而总结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制措施。本文将分四个部分来讨论行政滥诉。第一部分将对行政滥诉的性质进行界定,并进一步形成定义。第二部分将参照民事滥诉规制理论,归纳出行政滥诉的五个构成要件:主体适格、当事人具有主观恶意、诉讼手段的非必要性、造成不良结果、滥诉行为与不良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尝试对行政滥诉的判断标准进行探讨,包括一定期限内提起诉讼的数量是否合理、当事人利益相关性是否足够两个方面。第三部分将对国外滥诉规制制度进行比较与借鉴。第四部分将基于对国内行政滥诉问题及其成因的分析,通过对国内现有制度设计的总结与反思,提出对于行政滥诉具体的规制方案,包括明确界定滥诉行为的范围、建立滥诉人员名单、建立经济惩戒制度、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