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适应现代社会化生产方式的行政管理体制,理性官僚制自滥觞以来受到了普遍的推崇,成为现代社会的世界性命运。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西方国家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取向的公共行政改革浪潮,改革的理论对官僚制普通采取了批判和否定的态度,理性官僚制在后工业时代的合理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风潮影响下,我们要认清自身条件与西方实行新公共管理的社会条件的差异,不盲目跟风,应当谨慎借鉴新公共管理,以完善理性官僚制作为行政改革的现实要求。 本文共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韦伯认为官僚制是法理型支配的最纯粹方式。它是人类行使支配的已知方式中最为理性者。在明确性、稳定性、纪律的严格性以及可预期性方面都比其它支配形式优越。尽管官僚制也有自身的缺陷,比如过度发展造成的人性异化和结构僵化等,在对后工业化的适应上出现了双重困境。但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想类型”仍具有分析价值,其法理型基础是不可动摇的。而且理性官僚制的精髓是“理性”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形式理性的一个结果。理性官僚制以非人格化、专业化、制度化的特征否定了家长制下的人治现象,促进行政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同时这些特征也构成理性官僚制的最大优势,即管理行为的可预期性。作为一种理性的行政管理体制,它在实践中仍有无可质疑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因为理性官僚制即使是现在也没有在“摒弃官僚制”的口号中终结,仍然是西方行政的组织平台。 第二部分是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的冲击。以管理主义为取向的新公共管理以全新的公共理念对理性官僚制提出了直接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于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但新公共管理理论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缺乏系统梳理,存在内在矛盾与缺陷,使新公共管理缺乏成为范式所必需的基本特怔。正确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