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信息技术的普及降低了获取他人信息的难度,人肉搜索、推销电话骚扰、网站浏览信息被劫取等涉及个人信息的事件屡见不鲜。当今社会背景下,个人信息既具有人格属性同时还具有财产属性,个人信息既有被保护的需要同时还具有被利用的需求,而且两者是并重的。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是一种事后救济机制的保护,以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为主要救济依据,而这种救济方式的特点是先有侵害事实的发生,后有相应的救济,这种救济模式不利于个人信息权益维护的原因在于缺少事先预防的保护措施。2020年5月颁布的《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这标志着我国将个人信息正式纳入民法保护的范畴,《民法典》还对个人信息与隐私进行了区分,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关系更加明确。不仅如此,《民法典》还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享有的权能和对个人信息处理者要求赔偿的方式。《民法典》较好地解决了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一个大问题,即个人信息与隐私权的关系问题,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第二个问题,即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兼顾问题,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本文将“个人信息分类模式的构建”作为解决个人信息保护和利用问题的切入点,并通过对“基于处理行为的分类模式”与“基于价值选择的分类模式”这两个模式进行对比,指出“基于价值选择的分类模式”具有的优点,即既能实现个人信息的保护又能兼顾利用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