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财政透明已经成为一个成熟国家必备的特质,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要“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2015年《新预算法》的出台和2020年10月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都有力推动了全面规范透明预算制度的建立和预决算公开工作的开展。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但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目前,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465,我国城乡收入比高达2.56,城乡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较高的。近年来我国城乡区域间、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一直十分突出,农村的发展仍然长期落后于城市。未来,在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国家依然要依靠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村倾向性政策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来缩小城乡差距,这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起着重要的奠基作用。而大量的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与政策落实过程需要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减少中间环节,保证资金与政策有效落实,减少资金滞留与政策错位,如今技术加持,财政资金采用国库集中收付,不经过各级政府收缴与拨付,一步到位;二是透明化拨付过程,将拨付款项与资金去向一一公布,避免暗箱操作与不明流失,便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政府财政透明度建设。对财政透明制度的建设的具体作用,检索文献可以得出,财政透明可以通过约束政府行为来减少预算违规和非税收入,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同时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优化民生支出结构,完善居民收入的再分配制度,以此来提升农村居民收入,加快乡村振兴,促进城乡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方法测算了 2015年新预算法出台导致的财政透明度变化在本文构建的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下带来的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民生领域投入的冲击。结果发现,在农业上,相比财政透明政策冲击较弱的地区,财政透明冲击较强的地区让地方政府更多地将财政资金投入了农业领域,给予了更多的农机补贴,促进了机械化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在工业上,财政透明约束了政府行为,减少了非税收入,改善营商环境,有利于工业企业生存发展,带动了农民工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来源;在民生领域,教育、医疗财政支出占比显著减少,但小学师生比并未显著改变,而中学的师生比有所增加,医疗相关技术人员占比也有所增加,在财政教育拨款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却改善了教育质量,在财政医疗拨款显著减少的情况下改善了医疗条件,可以看出财政资金利用效率的提升。考虑到财政透明度对民生改善的时滞性,财政透明带来的民生支出改变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透明制度,提高公民监督意识,增加市政互动,逐步实现公民通过财政透明表达民生诉求以便政府优化民生支出安排的作用。本文最后做了又利用市级层面的收入数据与省级层面的消费数据、区县级层面加时间趋势的控制变量的数据以及清华大学测度的市级预算透明度数据分别测算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是稳健的。根据本文实证结果以及以往文献归纳,本文建议地方政府加快建设财政透明制度的步伐,更好地执行财政透明制度细则;进而使财政透明更好地发挥作用,以财政透明为抓手,促进居民收入再分配与区域民生建设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