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哲学与宗教探讨的永恒主题。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的自由是一种超越层面的自由，他们对理性主体的过分强调导致了现实主体的缺席，而这种理性主义自由一旦接触到现实个体的生存就会出现悖谬。对上述理性主体与理性自由观批判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主题。其中，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立足于现实个体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审视与批判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反思理性主义自由观的两个向度:内心性向度与社会性向度。
　　无论是内心性的自由还是社会性的自由最终都体现在真实的个体之上，自由事关自我实现。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对自由主体理解的两种不同倾向。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个人”，克尔凯郭尔则走向“单一者”。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对生存个体的心理学分析。他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自我”首先体现为肉体与灵魂、有限与无限、现世与永恒等对立因素的综合，但“自我”并不是这综合关系本身，而是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关系。克尔凯郭尔将自我规定为精神，这就决定了他更加强调“单一者”的内心性、主体性以及“单一者”面向生存的激情与决断。马克思则致力于对“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性解剖。他从社会历史的视野审视个体的生存，人是自为的自然存在物，在人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人也生产着社会，正是这种社会关系塑造着“现实的个人”的现实性。“现实的个人”并非个体主义的，其内含有个体性与普遍性、内在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单一者”，其生存都是在时间场域中生成，克尔凯郭尔强调生存的“瞬间性”，马克思则强调个体生存的实践性，他认为实践是人与自身、与自然、与他人建立本源性关系的关键，同时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马克思与克尔凯郭尔对斯芬克斯之谜的不同回答，决定了他们对个体自由的不同认知。与他们对自由主体的规定相对应，克尔凯郭尔以内心性和精神性为中心展开对个体自由的分析。人的精神定性决定了其能意识到超越有限与现世的种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也就是“虚无”，“虚无”是一种生存规定性，是对存在的超越性意识。“虚无”产生“忧惧”，“忧惧”是“自由的眩晕”，亦即自由的可能性，这种自由的可能性促使人进行决断，而决断就是自由的彰显。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在自由的眩晕中进行决断，于是出现了对自由的逃避。自由事关“成为自我”，而对自由的逃避则被规定为自我在自身之外的生存状态。克尔凯郭尔从“绝望”(人与自身的错误关系)以及“公众”的抽象夷平两个层面揭示了人宁愿成为他人而不愿成为自我的时代状况，并试图唤醒时人麻痹的精神，使人重新进入生存。
　　马克思则揭露了虚无的社会现实根源，即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人的偶然性。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讨论是本体论的，而非认识论的。他对个体自由的讨论立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身的三重关系之中，脱离自然界和他人来谈论内在性自由是一种本末倒置。人的意识的超越性是自由的可能性，而人的活动性则是自由的现实性，它是对自由的确证，个体自由与其实践活动互相印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自由同样事关自我实现，换言之，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本质。然而在商品、货币与资本构成的物化(Sache)关系中，人的自由、甚至人的自我都要通过对物的占有才能实现，马克思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必然性揭露了人在物化关系中的非自由状态。
　　出发点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面对“抽象夷平”与“物化统治”时的不同态度。克尔凯郭尔诉诸内心性的激情与信仰，认为只有在悖谬性的信仰中作为永恒可能性的自由才能实现，关键在于“单一者”必须与上帝建立某种悖谬性的关系。换言之，单一者正是要在不确定性中与信仰对象建立关系。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宗教大法官》中关于少数与多数的问题可以构成对克尔凯郭尔的质疑，显然，悬置理性的悖谬性信仰无法为大多数人接受，难道他们就注定无法得到自由吗？幸运的是，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社会历史的视域中追问人的自由与解放。自由王国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只有在自由王国之中人的自由个性才能得以实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则依托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建构。然而，实践并非万能的问题之谜底，只要是行动和实践，就势必面临诸多困难和考验，需要经受犹疑、彷徨、绝望的侵袭，这就使激情变得十分重要。此时，克尔凯郭尔对于内心性与主体性的阐发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之，社会性与内心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强调社会性的马克思并没有拒斥个体的内在性，而是为内在主体打入了社会性、能动性、实践性、历史性的楔子。另一方面，克尔凯郭尔对个体生存的生存心理学分析也可以构成对马克思的补充。只有在内心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中，个体自由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