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性生育的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议题。超生是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超生群体规模庞大,但学术界对超生群体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对超生女性而言,她们是计划生育所谓“少生快富”巨大成就背后付出代价最大的群体,然而她们的生育实践和生育体验却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状态。本文是从人类学角度研究人口问题的一个尝试。在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女性生育环境变迁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20世纪80-90年代江苏中部一个典型农村社区Z村超生女性的生育故事。研究发现：以1979年为界,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79年以前的“计划生育”承续的是工业革命之后要求避孕和节育的传统,群众在生育方面的自主权尚未丧失；1979年之后,当代中国女性的生育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国家在推动女性生育变革方面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同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女性的生育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动。第一,计划生育宣传标语融入了村庄的集体记忆,虽然在转变群众生育观念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埋下了冷漠残暴的因子；第二,避孕和节育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但是运动式地在育龄夫妇间普及“一环二扎”手术的节育革命在带给育龄夫妇(主要地是女性)新的身体经验的同时,也给他们的身心带来了严重的伤害；第三,全面节育的要求给试图超生的女性制造了重重障碍,不仅女性生育决策的过程和机制发生了变化,在争取怀孕的过程中,她们还不得不采取损害身体健康的方式来“制造”新生命；第四,由于身体受到全面的审视,隐瞒或出逃是超生女性普遍的行动策略：第五,对许多未能逃过“审查”的超生女性而言,强制性流引产是她们经历过的最残暴的身心之痛；第六,沉重的处罚严重影响到了超生家庭的日常生活,“抄家”、“拆房”一度成为超生家庭的集体记忆。计划生育政策落地实施的几十年里,国家对乡村的控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但是,超生女性的生育故事告诉我们,即使在后农业税费时代,国家权力在乡村也并非是全面撤退的,相反,正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性和对普通人日常生活干预的紧密性,才使得中国式国家和个体农民的微妙关系得以呈现。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改写女性生育历史的同时,也对20世纪后半叶女性私人生活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是在生育问题上将女性从家庭关系网中解脱出来的一场革命：在生育领域,完全由家庭来决定女性生育行为的机制逐渐瓦解了；避孕节育技术的普及使得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女性而言,亲密关系和情感的重要性上升了,小家庭的概念越来越重,女性的个人意识也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