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创造了人口流动发生的制度空间和就业空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工为城镇和工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农民职业非农化是市民化的基本前提,但是在中国独特的二元经济结构体系下,非农化并不等同于市民化。户籍制度特征差异只是表现形式,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福利屏蔽”制度,农民工基本上不能享有与城镇户口相关的福利待遇。农民工问题是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难题之一,如果农民工始终和城镇处于“油和水”的关系,那么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的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农民工问题解决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市民化,真正实现让农民工不仅“进得来”,更能“留得住”。本文在系统科学指导下,结合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理论,对农民工市民化相关命题,特别是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问题进行研究。论文的第一章介绍研究目标、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章对国外农民市民化和国内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第三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性和重要社会经济意义进行研究。第四章主要对农民工城镇就业的基本现状进行分析和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第五章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然后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进行论证。第六章利用系统动力学相关理论建立基于SD模型的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经济系统结构,并对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趋势和政策调控进行仿真研究。第七章研究结论与展望。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农民工对江西经济增长贡献和成果分享的实证研究。本文认为农民工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由两部分组成：农民工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和农民工劳动力转移再配置的结构效应。所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测算得出,自1993-2008年以来农民工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15.89%,2005-2008各年均在20%以上。与农民工的贡献相比,农民工的成果分享是不公平的。2.运用交叉列联表和卡方检验方法综合分析,对农民工市民化倾向的微观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因素多种多样,本文通过交叉列联表和卡方检验基本方法,在实地调查和个案深度访谈的基础上开展相关研究。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需求倾向较为强烈,成为这一群体实现市民化需求利益的主要诉求者。人力资本、工资收入和婚姻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倾向产生显著影响。3.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多元Logistics模型双对比分析,对农民工城市收入微观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技能、行业类型、职业类型、流动频度、签订合同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25岁-29岁青壮年农民工工资较高,反映农民工工资水平——年龄的倒U型增长曲线。总体上看来,大部分农民工受可持续工资收入瓶颈、城市生活高成本和户籍制度排斥的三重约束下,根本不足以满足其“家庭城市化需求”。4.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总支出模型,并依据该模型结合江西统计数据进行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支出进行估算。农民工市民化的总成本主要由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支出成本、养老保障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失业保险成本、子女城乡教育差异成本和公共管理成本构成。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主要集中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养老保障和公共管理方面,并对江西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估算和度量。5.建立基于E-G协整理论的市民化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在此基础上估计农民工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采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恩格尔-格兰杰法(E-G两步法)证明江西市民化率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农民工市民化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在2.32个百分点。以2008年江西人均GDP的14781元计算,则农民工市民化率提高1%,可促使人均GDP约增加343元。6.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和制度创新对策研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成本方面,主要应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承担。政府支付其实是名义上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农民工创造的利润和税收以及政府的农地转让收益等,实际上是由农民工间接支付的。农民工市民化公共成本解决得好,可以有效降低市民化的个人成本。在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方面,加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建立平等的就业、就学、就医等服务体系,逐步创造农民工可转化为稳定的城镇产业工人和向市民转化的制度环境等六大对策。7.建立基于SD模型的农民工市民化社会经济系统结构,并进行仿真研究。将计量经济学与系统动力学建模方程有效结合,建立相关变量方程。从仿真结果与实际值比较的相对误差来看,模型的精度较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政策调控仿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