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但靠投资拉动的总量扩张型增长模式已很难维持,新常态下,增长模式的转变和进一步深化改革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及成果分配还存在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这说明在增长的分享机制中可能存在局部利益扭曲和失衡。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调整,故从利益关系演化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将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中国前一阶段转型式增长的本质在于地方政府主导下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该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国有部门经济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的结合,于是,对该模式下增长的考察也应考虑地方政府维度,甚至可以说,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能忽略的线索。然而,仅局限于地方政府行为的分析难以反映事实的全部,因为地方政府行为需要载体才能生效,而这个载体正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国有产权的纽带下,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行为上保持着紧密联系,利益关系也相互嵌套。那么,这种不断深化的利益衍生关系是如何影响着中国经济增长呢?这是本文研究的重要线索。本文想从这方面入手研究我国改革与增长的关系,并为我国下一步深化改革提出参考意见。首先,本文以隐性制度为切入点,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分析中国转型期利益衍生的演化过程,并根据中国体制转型进程中利益衍生的内在逻辑与表现特征,利用中国1988-2015年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提炼出利益衍生综合指数。研究表明,1988-2015年间,中国利益衍生程度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也愈发严重,并呈现出不同的地区效应。相较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利益衍生速度更快,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也更强。同时,研究发现利益衍生对经济增长存在两面性,表现出显著的门槛效应。在资本存量较低时,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的交互行为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但随着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三者的利益衍生逐渐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其次,本文通过构建所有制差异引致资源错配的模型,测算了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利益衍生程度的不断上升,产出损失不断增加。研究还发现,非国有经济部门资本价格扭曲和国有经济部门资本价格扭曲呈现分化状态。此外,研究结果表明,在利益衍生的影响下,经济增长总量扩张的同时,增长质量问题却逐渐凸显,利益衍生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呈现出阶段性和区域性特点。在增长质量较高的时期,利益衍生对增长质量的影响微弱;而当增长质量处于低水平时期,利益衍生将加速增长质量的下滑。平均来看,利益衍生对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在中西部更为显著。综上,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之间的利益衍生,其实质是一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衍生,利益衍生其行为本身是中性的,它在改革发展的不同阶段起到了不同作用。就迈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而言,对利益衍生关系的化解是保障增长的核心所在,化解的具体途径则在于对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部门的行为纠偏,而这种行为纠偏的实现最终还是要落到进一步的改革深化和政企分开上。所以,中国需要加快从增量式制度创新向存量式制度创新的转变,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突出市场决定性作用。通过深化产权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开放有序的竞争市场来矫正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的行为,最终达到提升增长效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