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叙事学通过对作品抽象的叙事结构分析，研究小说文本的艺术特点，重在对具体文本中文字表达及叙事技巧的探究。而女性主义意味着主体经验与性别政治，具有概括性、模仿性和政治性。伴随着批评理论中后结构主义的浪潮，评论家们意识到了历史文本和读者的反映在叙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而开始致力于将叙事形式与小说意识、历史和社会文本相结合。由此，女权主义理论被引向叙事学，这极大地丰富了叙事学，使之成为一种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相结合的综合学科。 自从出版以来便开始闻名国内外的《飘》，曾被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集中在文体学方面的主题、人物塑造以及情节刻画，还有社会学领域从作品的历史重建、女权主义和种族主义角度进行的研究。但是，对作品结构的探讨明显不足，更别提将作品艺术形式与历史或意识要素结合展开研究。本文通过分析作者玛格丽特·米歇尔在叙事话语和角度两方面研究她在揭示女性在内战时期的劣等地位以及期间地位的变化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写作。作为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飘》因其历史以来首次从女性视角描述内战的独特特征而令人瞩目。但是，却没有评论家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对该作品的叙事视角和叙事话语进行系统研究。本文旨在证实玛格丽特·米歇尔服务于内在政治意义的灵活的叙事策略。 本论文在叙事学分析中引入主题分析的方法，挖掘出叙事模式与性别政治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叙述者在叙述男性和女性话语时多次转换话语模式。一方面，男性人物谈论包括战争在内的政治话题时多采用直接引语形式。这意味着他们随心所欲讲述，而不受叙事者干涉。然而，读者同样注意到用来表达男性内心思想的自由间接引语。作为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中间形式，自由间接引语被认为是一种双声，既承载叙事者的声音，又表达人物的声音。叙述者对这一话语模式的熟练选用反映了她对男性人物对女性歧视的厌恶之情。另一方面，女性人物丧失了自己的声音，更不用说像男性一样争论。所以她们或者被男性“保护”，远离谈论严肃话题，或者在被赋予直接引语、好似重获话语权的昙花一现中谈论政治问题，然而，几乎无一例外地，她们的叙述以诸如此类的表达“他们想”、“每个人都相信”和“休告诉我”开始。鲜明的对比极易证明两性之间不平等的现实。 与此同时，叙述者还采用了叙事话语来建立自身权威。因为鉴于叙述以内战这一重要历史为宏伟背景以及故事中女性人物，尤其是被聚焦的女主人公对有关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叙述者不得不参与事外陈述，为此叙述者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声音，包括时间和空间全知，这种全知叙述占据了作品相当大部分。采取此种作者型声音增强叙事者的优越性。更加勇气可嘉的是，叙述者甚至有时不乏总结和评价。对此一些批评家们批判它“企图肆意妄为地蛊惑读者”，然而，这些总结和评价通过弥补女主人公头脑简单和时而有限的视角，在展现给读者更全面的故事上功不可没。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的所感所想相比，叙述者的女性观似乎超前了。在建立叙述和评价的权威当中，叙事者并没有专横地将声音完全据为已有。事实上，研究表明，除叙事者的公开文本以外，还另隐藏有属于小说人物的隐藏文本。其中一重要声音是代表市民们的集体型叙事声音。这个象征旧的南方以及其日渐消逝的传统的声音，从女主人公母亲的无声训导到亚特兰大市民们的公开指责，在斯嘉丽的转变过程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障碍。叙述者尽管并不完全赞成女主人翁，但多数情况下仍支持后者。这就是她为什么会时而选择放弃自己的叙事声音，保持沉默，来加强女主人公的个人声音。 本文试图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有助于对《飘》中叙事策略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联系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拓宽我们对女作家们在男权社会中为实现自身以及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叙事权威所作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