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应与公有制经济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然而在《刑法》文本中,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不明确,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条文数量少,对两种所有制企业的同种不法行为而设置不同罪名或者“同罪异罚”······诸多条文体现着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对待。从民权刑法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平等保护两种所有制经济,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权利的呼声,也是刑法自身实现从国权刑法向民权刑法嬗变的的必然选择,还是刑法对与其他法律部门相协调的要求。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其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确立起来的,不是通过对其特殊的、优先的、过度的保护才得以实现的。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身并不需要特殊的保护。因此,平等保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首要的是要打破公有制经济优于非公有制的固有认识,树立平等保护的观念。其次,在对现行刑法的改造过程中,一方面,要在总则中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地位,改变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也可以视作国家工作人员的规定,摘去他们头上的“红顶戴”。另一方面,在分则的有关条文的修改上,要注重张弛有度,既要注重正向的积极扩大部分罪名的保护范围,严密刑事法网,使其覆盖到各种经济成分的公司、企业中去;同时也要反向地减少对国有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特殊保护,适当地删除一些无实际意义且只保护国有公司、企业的罪名,适当地限缩维护国有经济垄断地位的罪名的打击范围等,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刑法》应当从刑法地位、财产保护、和竞争机会三个方面,视具体情况重点对一些条文或改或废,以实现对两种所有制经济的平等保护。诚然,要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能光靠刑法,但绝离不开刑法。因此,刑法要勇于尝试,为平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