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经济的发展，因征地分红、土地承包合同及集体经济管理而产生的纠纷日益增多，行政调解作为国家行政服务于社会的一部分，乡镇政府不仅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解决纠纷，而且还可以考虑社会一般的道德观念、情理要求，使得纠纷结果既接近法理，又符合情理，实现法理与情理融合、实体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有助于有效解决争议。这样可以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与滞后，使行政调解能够及时快捷地解决基层信访案件中的问题。
　　同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行政调解对于政府而言有助于其转变政府职能，塑造服务型政府理念，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尤其是在基层信访中，行政调解对信访案件的有效解决更加凸显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促进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增强政府公信力，这也与我国当前正在推行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相吻合。加强行政调解建设是服务型政府理念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的一项具体体现，是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一次有力实践。
　　近年来，四会市已经逐步采取有效举措推进基层矛盾调解工作，例如将行政调解与网格化管理相结合，旨在充分发挥行政调解联络员“第一道防线”作用，确保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在基层得到解决。但是在具体实践中，四会市乡镇政府在创新行政调解的过程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笔者作为四会市乡镇政府行政调解工作的参与者，深刻感受到农村基层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实践中存在的困难仍然较多，因此，从协同治理角度出发对四会市乡镇政府行政调解的现状进行梳理，探寻其中问题并分析个中缘由，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提出完善行政调解的应对之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