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中,根茨勒说:德里达的所有写作,是不断围绕着附属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问题展开的。根据德里达,所有的哲学都紧紧关注着翻译的概念:“哲学的概念是翻译或者说可译性的论题”(根茨勒,1999, p. 146)。德里达对哲学根本问题的探讨就是从翻译问题入手的。传统上来说,翻译理论的主题包含了某种意义确定的概念,而确定的意义能转写到另一个意义体系里。而德里达认为,在转写的过程中,形成的翻译方案,已命名的条目,确定的身份或者题写的句子会发生微妙变化,产生增补意义或者丢失某个主要概念。由此,德里达将哲学研究的焦点从确定转向差异,从在场转向增补,从文本转向了序文,翻译的地位也不再是边缘的,而是中心的。翻译的核心是意义问题,而意义的确定性问题关乎可译性、不可译性,同时亦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所以,意义、翻译和哲学根本问题紧密相联,而意义问题又是关系网的关键。意义问题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深入到哲学问题的最核心:本原。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传统一直追崇本原中心主义。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质疑本原问题,并指出:本原中心主义只强调了美好的一面,而把不美好的一面遮蔽,作为美好面的附庸,本原需要去蔽。解构主义反对传统的“本原观”,认为意义不断延异和撒播,没有终点,意义无限开放,不能确定。在历时层面上,意义在本原处延异,并不断游走,无始无终,这也就导致了翻译实质的不可译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做法确实凸显了消极面,但同时也遮盖了积极面,这似乎就比传统的本原观更狭隘和极端。同时,德里达的一个重要概念“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后来扩展成“语境之外别无他物”,表明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不在符号本身,而在于该符号和其他者的差异之中。由于构成该语言符号的他者是无限多样的,因而该语言符号的意义也就无限多样、无法确立。在翻译层面,德里达否定符号具有确定的意义,进而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宣扬翻译的不可译性,是其将反形而上学本原,推崇延异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但是这一系列的不确定,使得一切处于虚无缥缈和混乱中,不是有利于实践,而是不利于实践。本文通过溯源意义问题,以及解读解构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索绪尔的意义理论,从而深入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通过阐释What is a“Relevant”Translation?,发现德里达自己也在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之间徘徊;通过解读和分析Des Tours de Babel,本文认为意义是确定的,不确定是只是人的理解和阐释。上帝摧毁巴别塔,混乱人类语言,从而使人类语言存在差异。差异虽然存在,但人们之间相互理解可能的条件就是语言具有相通的本质和内核。由于差异的存在,翻译的桥梁上有了障碍,但这种障碍不能成为不可译性的托辞。障碍是可以通过发掘语言内在的共通点以及译者的巧妙翻译消除,不可译性需向可译性转化,不可译性也就分崩瓦解。强调差异性和模糊性的解构主义给翻译带来的并不是万“病”皆应的“良方”。意义的不确定性使得翻译可以脱离原本而让个人意志尽情发挥,这一切的结果极有可能就是混乱和消极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