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生活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均寿命逐渐上升,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持续下降,这些因素加快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据全国人口第六次普查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31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也已占到8.87%。然而,尽管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我国依然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很可能面临一个“未富先老”的困境。巨大的人口红利逐渐转换为养老压力,我国面临的养老现实情况也不容乐观,国家正积极应对养老难题,政策制定也更加关注老年人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问题。然而,老年人养老的首要问题是养老模式的选择,在我国目前一般有家庭养老、养老机构养老和老年人独居这三种情况,而养老机构养老目前还不健全与完善,因此在短期内,老年人的养老将更多地依靠家庭养老。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父母在年轻时有抚养照顾子女的责任,而子女在父母年老时有赡养老人的责任与义务,“尊老爱幼”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依然具有很强的道德规范作用,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同时还受法律制度的保障。这种传统的孝道观念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很强的作用,现在很多人依然信奉“养儿防老”的思想,将子女的赡养作为养老的主要方式。在当代中国,子女确实为老年父母主要的依靠,大部分老年人在年老后选择与子女住在一起,并由子女照顾,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因此,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现在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子女对父母的经济、劳务等支持依然存在并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立足于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中老年家庭与子女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情况,挖掘现在中老年家庭与子女间的财富交流动机,从而折射出当今社会家庭养老的现状,为我国的养老政策提供可靠的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对目前中国家庭中子女与父母的代际财富转移现状与动机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考察双方在经济、物品交流与父母特征变量及子女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分别分析中老年父母对子女家庭的代际财富转移与子女家庭对中老年父母的代际财富转移的影响因素,其中使用Probit模型分析代际财富转移可能性的影响因素,使用Tobit模型来分析代际财富转移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交换动机与无私动机理论来分析我国目前家庭代际交换的动机,为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提供可靠的来自微观数据的证据。此外,由于中国具有城乡二元结构的特点,本文还根据中老年人的户口与居住地点不同将中老年人群体分为农村人口、农民工、城镇人口,并对各个中老年群体分别建立Probit模型与Tobit模型,进而对比分析我国城乡中老年人群体与子女家庭间的财富转移情况。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家庭的代际财富转移总体上来讲呈现向上转移的特征,大多数子女均对父母进行财富转移。然而,很多中老年人在退休后仍然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并不需要依靠子女,甚至一部分老年人依然对成年子女进行经济上的支持,子女“啃老”的现象普遍存在。此外,父母对子女家庭的财富转移更多的由父母自身的特征变量所决定,而子女家庭对父母的财富转移除了与其自身的特征有关外,还与接受转移的父母的特征变量有关；收入是影响子女与父母间代际财富转移的主要因素,代际转移方的收入水平越高,对转移接受方的财富转移越多；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家庭间的双向代际财富转移规模均大于非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照顾孙子女、子女与父母同住对父母与子女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子女居住地点对子女家庭向父母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规模影响较大。通过将中老年人口分为农村人口、城镇人口与农民工,发现农村中老年人对子女的财富转移与子女的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城镇中老年人接受子女财富转移的可能性与父母的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农村父母对子女的财富转移存在一定的交换动机,除此之外,我国大部分家庭间的代际财富转移更多的还是基于无私动机所驱动；农村中老年人与农民工这两类群体中,父母对子女的财富转移偏向于儿子,但是女儿却更有可能给予父母财富转移；与农村中老年人和农民工不同,城镇中老年人对子女家庭的代际财富转移不受年龄的影响,但受学历的影响；农村父母接受子女财富转移的概率与子女常住地相关,子女居住离父母越远,子女家庭对父母的财富转移概率越大,但在城镇却不存在这种情况。根据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完善现有的养老政策与措施,积极建立社会养老模式；鼓励父母与子女间双向的经济支持与交流,积极支持家庭养老；促进公共教育、技能培训等有利于就业的政策,提高中老年人的自养能力；积极推行放开二胎的政策,可以适当给予二胎生育者一定补贴；提高职业院校的师资水平、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