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困扰全球经济发展的老问题,也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在全球经济失衡的以往研究中,关于失衡原因和失衡影响的探讨较为丰富,这些研究的核心大都离不开全球价值链分工下的要素分工和利益分配失衡问题。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发达国家位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和生产网络体系的主导地位和高附加值环节,获取了价值创造的绝大部分利益;发展中国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来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这些低端生产和加工环节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利润空间小,由此产生了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最终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与变化。事实上,以往价值链分工模式容易造成贸易失衡和“比较利益陷阱”,国际资本流动的技术溢出效应又促进了经济结构失衡的纠偏,给全球价值链分工带来结构性重构冲击,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纠纷增多和经贸摩擦加剧,终归不利于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第一,现有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是否对经济失衡产生了显著影响?作用机制又是什么?第二,全球经济失衡是否倒逼了价值链重构?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对价值链重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第三,全球价值链重构与贸易摩擦之间有何关联?中国参与价值链重构与中美贸易摩擦有何联系?这对于深入理解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发展趋势、积极应对和缓解国际贸易摩擦、推进全球经济失衡下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沿着上述逻辑思路,本文在梳理相关基础理论和以往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探讨了“源自贸易的收益”下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并从对外开放不对称性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方面考察传统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世界经济失衡影响的作用机制,通过构建一个动态回归模型分析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逻辑,探讨并检验了全球经济失衡和技术进步影响价值链重构的理论机制和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三国模型理论分析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和影响作用的时间阶段特征。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从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特征和发展趋势来看,经济失衡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要素失衡和利益分配失衡,是建立在利益和风险不对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上的发展结果。具体而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国内经济结构和投资储蓄不平衡、基于传统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三大主要因素。在考察期内,尽管全球经济失衡呈现出周期性调整趋势,但调整过程仍是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经济和利益中心而展开,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推动了价值链发生解构与重塑,引发世界经济格局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2）以往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通过对外开放不对称性和收入差距扩大机制推动了全球经济失衡规模的加剧。具有制造业相对优势的经济体将其贸易利得投向具有较高开放度和高收益率的发达经济体资本市场,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和内需不足,加剧了贸易顺差的积累;发达经济体金融业的发展优势促进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过度消费,推动了贸易逆差的扩大。在1991年-1999年期间和2000年-2019年期间的两个不同时段,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影响效应表现出因国家而异和因时间而异的异质性特征;在考虑东亚经济体的高储蓄低消费因素和美元霸权影响经济失衡的主流观点下,通过分析欧元经济体经济失衡的表现特征依然发现,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失衡存在显著推动作用。（3）全球经济失衡倒逼了价值链重构。全球经济失衡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规模变化机制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对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产生显著影响: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有利于通过规模效应来推动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技术进步也提高了人力资本门槛,人力资本积累对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产生正向显著影响。技术因素对于价值链重构的影响也存在“因国家而异、因行业而异”的特征,发达国家的科技创新对其维持价值链高阶地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发展中国家受生产成本上升和技术承接能力的约束,科技发展对其参与价值链重塑的影响效应较弱且不完全显著。关于行业异质性,中高端技术行业价值链重构受技术进步影响最大,其次为高技术行业,最后为低技术行业。（4）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对其自身遭遇的贸易摩擦具有催化和润滑的双重影响作用。相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与贸易摩擦数量之间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关系,即两国某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越接近,发生贸易摩擦的频率越高;相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与贸易摩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价值链参与度越强,贸易摩擦越容易得到缓解。随着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相对地位和相对参与度的变化,催生了美国以经济失衡为由挑起中美贸易纠纷,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加剧了中美贸易摩擦。除此之外,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的影响存在时间异质性特征,在2000年-2008年期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其遭受的反倾销调查之间表现为显著负向关系,在2008年以后,该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为正的特点。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全球经济失衡冲击并重塑全球价值链,价值链的调整和变化又对中美经贸关系带来重要影响。鉴于全球经济失衡对国际经济格局和价值链重构对贸易摩擦的显著影响,在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全球价值链上的各参与主体应当紧密结合自身发展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政策构建。具体到中国,本文提出了注重并推动多方主体参与创新、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构建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等五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