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关系实证研究——基于2008-2013年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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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是目前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世界范围内公司丑闻不断发生的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则成为目前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问题。当然,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本身也归属于公司治理所规范的内容。
  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冲突是任何一个现代公司面临的根本性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是实施高管激励。高管薪酬制度是处理委托代理关系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的实施,我国已逐步建立起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高管显性薪酬激励体系。
  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行为逐渐成为近年来较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人们发现,委托代理关系不仅存在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还存在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而此两种代理关系交织并行存在是现代公司的重要特征,也是公司治理所需要解决的代理问题。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存在是此种代理问题存在的根本,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掠夺则是大股东掏空行为存在的重要原因。
  基于资金占用的视角,我们认为,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并不会孤立发生。大股东掏空行为损害公司业绩,基于我国已建立的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被掏空行为损害的公司业绩自然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经营能力,这时高管自然会通过与大股东讨价还价或其他方式,保护自身与业绩相关的利益不受掏空行为侵害。因此,我们认为大股东掏空行为与高管自身薪酬利益必然存在关系。同时我们认为,在新型委托代理关系中,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必然会对我国已建立的高管显性薪酬激励体系产生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资金占用的角度研究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同时从大股东行为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两方面入手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首先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激励理论、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者权力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了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其次通过实证检验,分析了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货币薪酬及高管在职消费的关系,由于目前我国已普遍建立起与企业业绩相挂钩的高管显性薪酬激励体系,所以本文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掏空对高管业绩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之处,并对涉及到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这为后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首先回顾了国内外关于大股东掏空的文献,主要从大股东掏空方式、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方面进行评述;其次回顾了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的文献,主要从影响因素和薪酬业绩敏感性方面进行评述;再次回顾了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关系的文献;最后对所有这些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为后文研究提供文献参考。
  第三章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关系的理论基础及理论分析。本章从理论上分析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可能存在的关系。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也存在代理问题,大股东凭借控制权上的绝对优势,必然会通过掏空上市公司来掠夺和侵占中小股东利益从而攫取控制权私人收益,而同时管理层也会采取相应的行动遏制大股东掏空行为对其利益的侵害。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大股东会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是因为大股东处于信息的优势,而中小股东处于信息的劣势,双方占有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大股东的掏空行为。激励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可以根据高管的不同需求,实施不同的激励手段,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因此,建立以企业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使高管自身利益与企业业绩紧密联系是企业所有者的最优选择。最优契约理论认为,高管最优薪酬契约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制定高管薪酬的最基本的依据。管理者权力理论认为,高管会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影响自身薪酬水平和结构,而且高管权力越大,其与股东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最终其获得的薪酬也越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得也越明显。
  第四章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关系实证研究。包括研究假设(本文的五个研究假设H1:大股东掏空程度与高管货币薪酬负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正相关;H2:大股东掏空程度与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H3:相对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企业,两职分离企业大股东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H4: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大股东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H5:相对于大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大股东相对控股的企业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样本选取与数据说明、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描述性统计、相关性检验、实证检验及稳健性检验,从实证角度研究大股东掏空与高管薪酬的关系。
  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首先解释实证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大股东掏空程度与高管货币薪酬负相关,与高管在职消费正相关。(2)大股东掏空程度与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负相关。(3)相对于董事长总经理两职合一企业,两职分离企业大股东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4)相对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大股东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5)相对于大股东绝对控股的企业,大股东相对控股的企业掏空对高管货币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更明显。其次提出政策建议,本文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同时从大股东行为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设计两方面入手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研究中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本文选择从大股东掏空角度来研究高管薪酬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将大股东掏空和高管薪酬一起研究,丰富了所有者与经营者财务关系研究的内容。具体而言,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一方面不仅丰富了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经济后果,另一方面还打破了以往单纯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董事会特征及公司规模关系的限制,扩宽了高管薪酬研究的视野。
  第二,正是由于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存在,回答了现实生活中,高管薪酬异常的部分原因。我们认为,出现异常高管薪酬、高管激励扭曲的原因之一是大股东为了谋取控制权私人收益掏空上市公司资产时,破坏了以业绩为基础的高管薪酬激励体系。因此,在激励机制设计中如何防范大股东掏空行为,如何促进中小股东的觉醒,如何强化股东之间的有效制衡就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方面。
  第三,从理论上分析指出,防范大股东掏空行为,不仅应当从大股东行为治理入手,还应当从高管薪酬治理入手,这为有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提出了本文的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第一,本文采用其他应收款除以总资产的比率作为大股东掏空的替代变量,采用管理费用的自然对数作为高管在职消费的替代变量,可能有其不足之处。上市公司“应收账款”中可能也存在一些大股东对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其他应收款”中可能也存在正常的关联交易;管理费用所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在职消费,上市公司还有更多的费用在管理费用中列支,以管理费用的数额代表高管在职消费可能过于粗糙与简单。因此,未来的研究对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数据的收集以及高管在职消费数据的收集应更准确。
  第二,本文高管的显性薪酬只考虑了高管货币薪酬,没有考虑高管持股水平。董事会作为奖励授予高管的股权应当属于高管薪酬的一部分,但由于我国大多数企业高管持股为零,大面积的高管持股激励还没有发生,因此本文没有考虑高管持股水平。随着股权激励方式的普遍采用,未来的研究应更全面的考虑高管薪酬。
  第三,实证时间窗口的选择,我们只选择了2008-2013年六年的时间,而且没有考虑时间序列问题,这可能会影响结论的恰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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