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应运而生。个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成为了数字经济市场上的交易对象。当个人信息主体通过互联网或其他平台享受到便捷的服务时,其个人信息被收集和处理也被作为前置条件成为服务提供环节的一部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利益驱动下对个人信息进行不合规不合法的收集、处理、分享行为的情况比比皆是,亟需政府发挥监管职能对其进行规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确立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政府有效发挥其职能,尤其是监管职能。加强政府的监管对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平衡个人的法益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已有很多,专门性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其他相关的法律,如《网络安全法》和《民法典》等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的法律基础。但是,对比域外个人信息保护的典型代表欧盟和美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经验,分析我国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问题,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还存在诸多困境。在监管主体层面,由于没有专门的政府监管部门,造成了执法效率低下、各部门协调性不足、公平性存疑等问题;立法层面上,法律设置疏漏、关键概念模糊和权力配置错位情况使得政府监管的发展受到很大阻碍;监管技术手段的不足等问题也割裂了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的初衷和现实;监管救济路径的不健全使得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处理者救济权利的发挥受到阻碍。问题的化解需要相应的妙方,针对以上问题,应当由此破局:在监管主体层面,设置专门的监管部门,统管个人信息保护事务,解决各部门协调性和执法专业性的问题;在法律层面,弥补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法律的立法漏洞,明晰相关概念以及重构权利结构成为重中之重;最后,提高监管技术水平,构建并明晰个人信息保护政府监管不当的救济路径,能够更好地帮助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部门履行其监管责任。通过以上建议,希望个人信息保护的政府监管能够与时俱进,在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也能推动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