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最有效的方法,目前供者器官数量远远小于受者的需求,移植器官短缺问题日趋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鼓励公民进行逝世后器官捐献,当前公民逝世捐献（donation after citizen death,DCD）已经成为目前肾脏的主要来源,然而此类供者在捐献前往往经历了重大创伤、感染及心肺复苏等,导致供者来源性感染（donor-derived infection,DDI）的发生率明显增加。DDI是指在器官捐献后,供者体内存在的病原微生物通过器官移植过程使受者获得相同病原微生物感染,然而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DDI监测系统,大部分器官移植中心未对供体感染信息进行常规收集,为了及时发现病原体的传播,部分器官移植中心将肾脏灌洗液作为供体感染筛查的最后一环,不同移植中心报道的灌洗液培养阳性率差异较大,灌洗液污染被认为是DDI的一种潜在途径并可能导致DDI,灌洗液污染导致的受体感染为可能供者来源性感染（probabledonor-derived infection,p-DDI）,国内外关于器官灌洗液培养阳性及受体发生pDDI时对移植受体的影响尚不明确,我们需要对灌洗液中微生物种类进行鉴别,了解不同微生物种类及发生p-DDI时对肾移植受者的影响,以期早期进行干预及预防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目的:探讨灌洗液培养阳性DCD捐肾移植的临床效果以及p-DDI对DCD捐肾移植效果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82例公民逝世捐献DCD供者及其对应的148例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肾灌洗液培养结果,将受者分为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组和供肾灌洗液培养阴性组,比较两组受体之间感染发生率、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和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以及移植肾丢失和受体死亡发生率等。同时将148例受体分为p-DDI组和未发生p-DDI组,比较两组受体间DGF发生率、移植肾出血及丢失发生率、死亡率、术后ICU居住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围手术期情况。分析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菌株分布及构成比以及发生感染受者术后感染部位分布情况,总结发生p-DDI受者的治疗及预后情况。结果:148例肾移植受者中,92例供肾灌洗液培养阳性,共分离出病原菌131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占41.2%（54/131）,革兰阴性杆菌占48.9%（64/131）,真菌占9.9%（13/131）。148例受者中52例发生感染,其中灌洗液培养阳性组有45%（41/92）的受者发生感染,灌洗液培养阴性组有20%（11/56）的受者发生感染,阳性组受体术后感染发生率较阴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2）,灌洗液培养阳性组较阴性组具有更长的ICU居住时间及手术部位感染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52例感染受者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手术部位,其次为泌尿系统。共有19例受者发生p-DDI,发生率为12.8%,病死率为16%,与未发生p-DDI组受者比较,p-DDI组受者移植物丢失率和病死率更高、术后住院时间更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发生p-DDI最常见的病原体为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其次为屎肠球菌。8例发生CRKP传播感染受者应用替加环素和（或）多黏菌素、碳青霉烯类药物治疗后有3例死亡,3例行移植肾切除;另外8例发生CRKP传播感染受者中,2例单独应用头孢他啶-阿维巴坦（ceftazidime-avibactam,CAZ-AVI）,3例应用CAZ-AVI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3例先应用替加环素联合碳青霉烯类药物,而后应用CAZ-AVI进行挽救性治疗,经过治疗后受者均长期存活。结论:灌洗液培养阳性较培养阴性受体移植术后更容易发生感染,发生p-DDI对肾移植受体预后有着不良影响,需要早期针对可能发生p-DDI的病原体进行抗菌治疗,尤其是CRK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