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并购成为许多企业提升竞争力的新方式,并购产生的商誉规模越来越大。然而,并购活跃度的提高以及并购商誉规模的扩大并没有带来公司业绩的稳步提升,有许多公司在并购两三年后出现大额的商誉减值。这不仅与并购活动的初衷相背离,也与并购商誉代表企业超额盈利能力的观点不一致。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实证方法探究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首先总结了商誉的三元理论、企业资源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根据理论分析,从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影响的方向、时间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三方面进行了机制分析,并提出了两个假设。随后,以2013-2017年存在新增并购商誉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对所提出的两个假设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准确性,还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针对上述结论又进一步分析了不同产权性质之下,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是否有所不同。经过研究,本文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并购商誉对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对滞后二期的盈利能力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在前人的实证研究中,影响方向虽然没有定论,但并购商誉与企业短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文从商誉的内涵被扩大出发,认为短期内并购商誉带来的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交织,因此相关关系不显著;长期来看正向影响逐渐消失而负向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因而可以在滞后二期体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二,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并购商誉对滞后二期盈利能力的负向影响更大。本文从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出发,认为大股东出于自身利益故意支付较高的对价,降低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同时股权集中度和商誉双高使得外部人员不看好企业未来的生产经营,造成企业融资困难、产品竞争力下降。第三,并购方的产权性质不会影响并购商誉带给企业盈利能力的负向影响的显著性,但却会影响股权集中度作用的显著性。国有企业组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显著,非国有企业组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从企业需要牺牲自身利益以满足政府的政治需求的角度,本文对两组中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别进行了解释。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有三点。第一,前人对于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方向尚未有统一的结论,且大多从实行新会计准则的2007年开始研究,较早时期的商誉可能与当前的商誉内涵不同,因而得到的研究结论也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情形,需要用新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2013年并购数量和规模均创新高被称为并购元年,因此本文以此为研究开端。本文选取2013-2017年存在新增并购商誉的企业作为样本进行研究,可以对现实情况下的并购商誉内涵及其经济后果有更为贴近当前现实情况的了解。第二,前人大多认为并购商誉对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理论分析了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本文对于并购商誉产生负向影响的原因进行了理论收集及分析,丰富了对并购商誉内涵的认识。第三,前人在研究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调节因素时,大多从产权性质、支付方式及第一类代理问题出发,较少地考虑第二类代理问题,然而第二类代理问题又确实会影响企业的并购商誉以及盈利能力。因此本文引入股权集中度作为交互项,研究其对并购商誉对企业盈利能力影响的调节效应。此外,还通过区分产权性质对这一调节效应做了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