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37-2006)是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七、八十年代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之一。魏斐德教授生前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92)、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1990-2001)、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1973-1979)、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国家资源中心主任(1990-2001)。他也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文明研究委员会主席(1974-1979)、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1986-1989)、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1982-1985)。他曾为中美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创建人之一,他的治学风格、研究理论及研究方法,对美国中国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斐德始终认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研究中华文明为研究人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认为自己中国学研究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一直在研究人类文明中未知的因素。除了在美国中国学界开地方史研究之先河之外,他还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与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再者,魏斐德用他四十年来对中国历史动态的研究,明确地回答了史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史学家们苦苦思考的问题--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更重要的是,魏斐德用其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诠释了什么是“世界主义”,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以及什么是人类发展的方向。魏斐德及其中国学研究,无论对美国、中国还是世界史学界,都是一笔宝贵遗产。对魏斐德的学术经历、学术研究史及主要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对其史学理论、治史方法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有机会走进他历时四十年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心路历程,从而有利于我们梳理出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了解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趋势和动态,对其中国历史研究的视角、方法有深入的把握。对于这样一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美国中国学家,目前国内外尚无对其一生的治史轨迹、史学理论及史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仅有少量的对其某一个历史研究阶段的进行探讨的专论和较多的关于魏斐德作品书评。本文首先从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来探讨魏斐德的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其次,以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社会学理论和社会政治学等理论和方法,对魏斐德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理路、他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治史特点等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全文共有十个章节。第一章导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撰述动机、魏斐德中国学研究的意义、目前国内外魏斐德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思路等。第二章,通过对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及求学经历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分析,着重阐述了魏斐德是如何走上中国学研究道路的以及他与中国历史的不解之缘。第三章,从《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社会的暴乱》(1966)入手,重点探讨了青年魏斐德如何在导师列文森教授的指导和培养下初露锋芒的。第四章,通过魏斐德两部重要作品《控制与冲突》(1975)和《中华帝国的衰落》(1975),重点探讨他对晚期中华帝国地方治理的演进的探究及对明清易代时期意识形态转变的研究。第五章,主要研究魏斐德对中国诸种问题的思考,其中既有对中国理论研究问题的思考,也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如对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粉碎“四人帮”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局、学术理论、研究方法的转型的思考。本文认为,魏斐德教授在用他一生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说明什么是人类的共生之道。第六章,重点分析魏斐德二十年磨一剑的代表作《洪业》(1985)。魏斐德以“全球性的视野”分析了明清易代的原因,探讨了世界历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魏斐德指出,同样面临一场危机——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因背景不同、价值取向不同,所采取的道路也各不相同,中国选择了独一无二的制度模式,从而使中国先于世界其他国家摆脱了这场危机；而正是这种模式,却无法让中国抵御十九世纪的外来侵略,这足以说明了一种制度模式与国际大环境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魏斐德在进行叙述的过程中鲜明地答了一个让史学家们苦苦思索的问题：历史究竟该如何书写?第七章,从魏斐德的两本专著《上海警察,1927-1937》(1995)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1996)入手,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的上海史研究。《上海警察,1927-1937》以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对警察队伍的改革为切入点来研究1927年至1927年国民党政府大力治理下的上海,从而进一步探讨国民党政府的管理机制及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而《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以1937年日本势力进入上海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完全占领上海时的“孤岛”为背景,探讨了“孤岛”上极为复杂的各方势力为控制孤岛而进行的斗争。作者通过对二战时期世界背景下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社会等方面的考察,展示了在中西文明交汇下上海城市的演变过程。作者的主旨在于通过这两部作品揭示清季以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第八章,主要以《间谍王——戴等与中国特工》中的戴等为线索,魏斐德将民国时期的国民党政权研究从上海拓展到了整个中国。在魏斐德笔下,戴笠是一个残忍无比、阴险狡诈、喜怒无常、变化莫测、难以捉摸、狡黠暧昧、一度主宰了一个“秘密世界”的邪恶之徒,是中国的希姆莱,是中国法西斯恐怖主义的象征,而正是这样一位人物,却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核心。通过对戴等的研究,魏斐德得以揭示蒋介石政府的腐败、阴暗面,揭露了其统治的混乱和无序。戴等的所作所为,见证了蒋介石政府法西斯恐怖主义的实质。第九章,作者重点探讨贯彻魏斐德一生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在史学面临被社会科学化同时又遭遇后现代挑战之际,魏斐德是怎样面对当时史学界面临的难题?在风云多变的史学界,魏斐德又为何能以“叙事史”不朽于史学界?作为美国中国学界一名重要学术代表,他是如何以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这是本章重点回答的问题。第十章,余论部分总结了魏斐德教授史学研究的特点及高度。本文认为,魏斐德一生都在观察、探索人类文明史上的那些未知因素、未解之谜及其有待解决的问题,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魏斐德的世界观中,让东西方保持其固有的特点和价值,在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中和谐共存,让人类因了解而彼此交流对话,彼此包容,在彼此接受的情况下形成一种多元文化的人类文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世价值,魏斐德所谓的“世界主义”的真正涵义。诚然,魏斐德的中国历史研究并非完美无缺。本文认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年进行中国学研究的魏斐德无法亲自到中国考察,所有的研究皆为魏斐德远离现实中国、远离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档案资料情况下完成的,所以他的研究中也难免有一定的缺憾,如对毛泽东思想的不透彻的理论分析--没有充分的资料证明,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一定是他青年时代所受的知识环境的影响,因此《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的著述过程为一次证据不充分的哲学推断和解析过程。所以魏斐德这一研究难以逃脱“隔靴搔痒”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