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担保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日益发展的业务,利益牵涉的广泛性以及纠纷的频发性使其成为司法界所关注的焦点,对此学界也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此前的讨论一直围绕着公司越权担保时效力的裁判路径展开,即主要针对《公司法》第16条（2020年修订草案第71条及第123条）的性质进行探讨。随着《九民纪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裁判路径逐渐得以明确,即认为应当通过判断相对人“善意”确定担保的效力。就此,公司提供担保的裁判路径基本得以统一,此时“善意”的认定成为效力判断的关键。考虑到《公司法》16条对法定代表人权利的限制,即为其代表公司提供担保设置前置程序——公司决议,否定其未经决议而提供担保的权利,由此认为相对人无法仅凭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和意定代理人的授权产生信赖。另外“善意”要求相对人对越权担保“不知情且不应知情”,因而对于越权担保,相对人只有尽到注意义务,即对代表公司行为人的权限进行了注意,确定其权限经决议得以补足,才能被视为“对越权担保不知情且不应知请”,进而被认定为“善意”,获得法律的保护。相对人的注意义务作为一种不真正义务,在公司担保中主要体现为一种审查义务。此义务体系的确立主要围绕内容与程度两方面展开。具体来看:在审查内容方面,公司章程由于《公司法》的规定以及自身的可查阅性使得对其审查成为可能,而公司决议作为法定前置程序,是对代表、代理权限的补足,因而二者都应被纳入审查范围;在审查程度方面,由于实际案件的复杂性、行为人能力的差异性以及担保涉及要素的多样性,设置单一的形式审查或实质审查标准均难以适应现实需要,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弹性标准——合理审查标准。即以一般理性人的注意义务为基准线,根据案件中涉及的担保要素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能力,在最低的形式审查标准与最高的实质审查标准之间确定个案中的审查义务。鉴于公司担保中主要涉及代表公司的行为人、被担保的债务人、担保人（公司）和接受担保的债权人（相对人）这四种要素,其中每种要素的变化都会对担保以及相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在弹性注意义务的体系下,应当着重考虑此四类要素的差异,并对不同情形下的相对人注意义务进行区分。即根据代表公司的行为人与公司联系的紧密度将其分为法定代表人、职务代理人和意定代理人。由于信任产生的程度不同,从而确定从低到高的注意标准;根据被担保的债务人与担保公司的关系将其分为有密切关系的债务人（公司股东等）和无密切关系的债务人。考虑到与公司关系的紧密度可能会导致某些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了自身利益实行越权担保,故对于为有密切关系的债务人提供的担保,相对人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另外鉴于公司与债务人存在的其它特殊关系可能导致公司从担保行为中受益,因而可以适当降低此类担保中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根据公司规模、信息公开度、经营范围以及组织架构等将提供担保的公司分为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担保公司与非担保公司以及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未设立董事会的小规模公司。认为对于开放度高的上市公司以及非主要从事担保业务的公司提供的担保,相对人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对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未设董事会的小规模公司提供的担保,相对人应当根据公司的特殊结构适当调整审查内容;根据相对人主要从事领域的不同将其分为民事领域相对人与商事领域的相对人。由于商事活动的谨慎性,认为商事领域的相对人应当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但考虑到部分民事领域相对人的特殊身份,即公司高管、股东等可能本身较为熟悉公司业务,因此认为此类有条件的相对人应当履行更严格的注意义务。如此构建一个弹性、动态的注意义务体系。当相对人未尽注意义务时,其担保的目的难以实现,需要明确后续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认为应当根据无权代理和越权代表规则要求越权代理人/代表人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责任。同时认为应当通过对担保公司的过错进行判断,明晰担保公司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