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队”自2015年第三季度开始大举入市,其持股行为始终是资本市场的热门话题,各大交易软件均设有“国家队”概念板块,散户投资者和新闻媒体也往往对“国家队”持股情况保持高度关注。“国家队”基金除了实现稳定增值的目标外,天然具有维护市场稳定的使命,那么“国家队”持股行为从长期来看,究竟能否降低个股的股价暴跌风险?如果能够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进行传导?目前关于“国家队”的学术研究少之又少,且尚未有文献探讨“国家队”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梳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理论构建以及实证检验来解决以上问题。本文的样本区间为2015-2019年中国A股的上市公司,实际使用数据为2015-2020年,考察了“国家队”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国家队”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其次,“国家队”持股可以通过信号传递途径和公司治理途径来降低股价暴跌风险,其中信号传递途径解释了“国家队”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最后,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其他的信息渠道会对“国家队”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的影响产生调节效应,具体而言,公司分析师覆盖程度越高,“国家队”持股降低股价暴跌风险的作用就越弱。本文的发现填补了关于“国家队”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研究的空白,对“国家队”如何更好地发挥信号传递作用、监督作用提出了相应政策意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对回归结果做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一,本文在控制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公司个体效应。第二,本文对被解释变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改变,分别使用等权法、加入行业收益率的方法计算公司的周度特质收益率,从而使用不同的方法重新计算了被解释变量。第三,考虑到股价暴跌风险本质上是一种概率,本文把被解释变量替换成虚拟变量,使用logit回归来验证“国家队”持股是否会降低股价暴跌风险的概率。第四,本文对解释变量的度量方法进行了改变,通过缩小“国家队”的定义范围,重新构造了解释变量。第五,本文额外控制了“国家队”交易变量。第六,本文使用了更稳健的公司聚类标准误。第七,本文通过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上稳健性检验均没有改变回归结果。